老百姓都过河了，人口学家还在摸石头—人口学家误导决策（1）

一、人口学家一再阻止人口政策调整

中国计划生育理论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其背后黑手是洛克菲勒基金，目的是通过控制中国人口而阻止中国崛起。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副会长保罗.德曼非常清楚地知道(http://yi.fuxian.blog.163.com/blog/static/109005802201131891254549/)，计划生育官僚机构一旦设立，那么它将自成一体，为了这一官僚机构的存在，不择手段。保罗.德曼也知道所谓的“计划生育有利于持续发展”只是一个幌子，迟早会被揭穿的，但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会找出其他替代理由，目前中国人口学一直是朝着这条道路走。

比如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的客观调查都显示生育率只有1.3左右，早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田雪原、蔡昉、曾毅、翟振武等主流人口学家以“漏报”为由否定超低生育率，否定性别比失衡，阻止人口政策调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多位专家论证出“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中国目前生育率就是1.8”，“现行人口政策下总人口会达到15亿”，“生育率反弹势能很大”，他们认为现行人口政策没有必要放宽，相反还需要加强。在他们的理论恐吓下，十一五规划时国家领导人没有果断停止计划生育，相反还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

近年的人口形势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告已经破产。但主流人口学家还继续用虚假信息误导决策层和民众，比如2010年“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80多名专家“论证”指出：中国人口2015年将达到13.9亿，2033年将达15亿。他们的“论证”再次影响了决策，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仍然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普查主要结果公布之后，“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人口学家们的结论破产，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势不可挡了。但人口学家（包括所谓的开明派学者）对中国严峻的人口形势视而不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5月1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一次人口学的理论保卫战，多位与会人口学者认为，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http://www.caijing.com.cn/2011-05-17/110720293.html）。认识水平从1.8的生育率降低到1.6，这就是开明派人口学家的进步速度！

人口普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不要多高的水平就可以推测1996-201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一些媒体也采访了我，我还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大堆资料，认为生育率只有1.35-1.45。但我的观点被认为“不专业、不科学”而没有采纳。难道人口学真的是“科学”吗？人口学真的需要高深的理论吗？难道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的1.63的生育率比我的1.35-1.45的生育率更为“科学”？人口学家至今还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这难道是科学？

其实，如果尊重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的话，全国只需要几十个统计专业本科毕业的技术员负责人口数据统计就可以，完全不必要有那么多人口学教授。但中国人口学最大的“贡献”就是篡改客观数据，将人口数据变成浑水，有浑水就有摸鱼的人，从而制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提供了很多人口学教授的位置。人口学在其他国家是一门无关紧要的学科，是统计学下面的一个分支，是一门“术”的学科，对政策影响力几乎为零，毕业生找工作都难；但在中国却将人口学供上了神龛，出了三个学部委员（宋健、田雪原、蔡昉），田雪原、翟振武、蔡昉等多位人口学家给中央领导上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拉美经济之所以糟，是因外出留学的经济学者回了国而工程师却没有；台湾经济之所以好，是因外出留学的工程师学成后回来了而学经济学的没有回”。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停止计划生育，是因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培养的人口学家（如田雪原、翟振武、顾宝昌、曾毅、李小平等）都回国了。

二、二胎过渡是人口学家的共识，不是全民共识

在人口普查铁的事实面前，现在也有很多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低于1.5（http://www.infzm.com/content/59364），但他们仍然只提各种二胎过渡方案。比如他们最近在《南方周末》提出三种方案（http://www.infzm.com/content/59914）：

方案一：普遍生育二孩。

方案二：二孩晚育软着陆，稳妥推进。

方案三：单独政策。在五个省份试行单独政策。

人口普查之后，人口学家还只觉醒到“二胎过渡”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导师保罗.德曼所预料的水平。在人口普查之后，他们还只敢提“放开二胎”，真的是不怕死！可谓是无知无畏！

目前的人口学严格说来全名叫“人口控制学”，是为减少人口增长为目的的。“人口控制学”的学者毕生的研究成果是如何控制人口增长。要他们提出停止计划生育，等于否定了毕生的“学术成就”。人口学家头脑里仍然是“控制人口”，在人口政策调整已经是势不可挡的情况下，人口学家们以进为守，主动提出二胎方案，让中国人口政策仍然钻进他们“控制人口”的牢笼中。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稳妥推进、分类指导”已是学界达成的共识。我相信这确是人学界的共识，人口学界当然希望“稳妥推进”，这样他们可以专家的身份“分类指导”，并因此还可以继续“培养”出一大批人口学家。

将人口政策交给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决定，相当于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决定一样。

中国需要的是“人口发展学”。而在“人口发展学”角度，主流人口学家是“负起点”（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辈子也爬不到“零起点”）；其他学科的学者是“零起点”。 在人口问题上，其他学科的学者应该比人口学家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头脑中没有“条条框框”。将人口政策交给人口学家垄断是非常不合理的。

难道一定要经过二胎这个坎？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的，二胎方案也已被国际社会和国内试点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另一个错误方案去取代一个错误的方案？独生子女政策是脏水，二胎方案是浑水，停止计划生育是清水，为什么不用清水洗手，而一定要用浑水洗手？用清水洗手后可以马上用餐（鼓励生育），用浑水洗手后怎么去用餐？人口学家不敢建议用清水洗手，并不是因为清水不够，而是因为清水洗手后是黑水，对比太明显，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以前人口学理论的荒谬性。如果用浑水洗手，人口学家还可以继续浑水摸鱼。

停止计划生育早已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还依照人口学家们的建议，用“二胎”过渡，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将是遥遥无期，而育龄妇女在急剧减少，等到人口学家们爬到了“零起点”，中华民族就不可逆转地衰亡下去了！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战略的准确性比战术的精确性更为重要。人口学家们研究了人口学几十年，战术上还是掌握了一些方法，但在战略上他们什么时候正确过？

战略调整只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1、控制人口在法理和人权角度是否站得住脚？

答案：生育与吃饭、睡觉、呼吸一样是最基本的人权，属于私权领域。政府控制人口，属于公权的手伸进私权领域，只有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中国人口学家也一直是用一种紧急避险理论宣传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夸张中国资源危机，1980年宋健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2004年开明派人口学家给中央的建议也说放开二胎后，中国人口会达到16.07亿。但是现在已经表明，人口学家的理论是错误的，中国资源完成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而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人口连14亿都难以达到，更遑论15亿、16亿（即便16亿，也可以承载）了。就是说紧急避险理论已经破产，那么政府就应该将伸进老百姓身体的手抽回来。今后应该做的是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通过改善民生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而不是侵犯私权。

2、老百姓是否支持停止计划生育？

答案：现在网络民意是一面倒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各派社会贤达也都已经站出来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尽收民望，将会得到各界拥护。也就是说，在人口思想上，全国人民都已经过河了，只有人口学家还在摸石头。

3、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是否会一直高于世代更替水平？

答案：2004年之前我比较了很多社会发展指标，2004年我在《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该文是根据我2000-2004年的观点整理而成的9万字的长文）里根据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估计也就只能达到1.8、1.9的生育率”（http://xhby.net/xhby/content/2005-02/23/content_698052.htm）。后面我以人类发展指数为指标（我比较了近百个社会发展指标，最后发展人类发展指数是诊断生育率的最佳指标），详细论证了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的生育率只能达到1.8，然后会不断下滑。这些观点我当时是投稿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人口学期刊，但都未被接受（连回信都没有）。后面收录在《大国空巢》中。

4、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是否会反弹，能反弹到什么高度？

答案：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6年-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即便反弹得再厉害，也很难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而印度目前还有2.6）。那么就应该欢迎这种反弹。

5、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生育期间，每年出生人口有多少？

答案：这次人口普查显示，1996到2010年中国平均每年只出生1400多万人口。而育龄妇女从2011年开始急剧减少，也就是维持目前的生育水平，每年出生人口将快速减少。既然今后面临的是鼓励生育问题，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如果出现堆积高峰，是天大的好事。可惜的是，补偿性高峰期间，每年出生人口很难达到2000万。即便最夸张估计，每年出生2500万，也只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的水平，低于印度目前的水平（2700多万）。现在曾毅等人口学家也认识到印度的潜力比中国好，那么中国短暂几年出生人口达到印度的水平，又有什么可怕的？

6、停止计划生育后，医疗卫生、婴儿食品和服装行业、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是否能够做好“接生”准备？

答案：从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做好准备，比如说，医院增加产科病床（目前基层医院普遍床位不满，完全可以从医院内部调剂病床给产科），充实产科力量，加强产科医护队伍的培训（也提高医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出生堆积高峰还达不到1980年代后期水平，医院系统完全有能力做好准备。婴儿潮对婴儿用品企业是很好的商机，引导企业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