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困难户与“少生快富”

        何亚福

不久前，有一位网友发邮件给我，谈到关于“计生困难户”的问题，他说：“过去见到过年时候计生委慰问计生困难户，就很惊奇，按当局的办事作风，那肯定是因为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最终还是陷于困难境地的；按当局的贬低，还有越生越穷的这样的困难户（一般是暂时的，但政府救助吗？恐怕不会，当局可能会幸灾乐祸，活该，谁让你不听话超生），其实不少超生所致的困难是由于当局处罚带来的，本来就贫困的也有，不是超生致贫。违规生育会致贫，遵规生育也会致贫，但多生育致贫通常只是一时，遵规少生不生致贫可能是长期，到底谁给政府添负担多？到底那种家庭今后可能为社会做贡献多？”

我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有关“计生困难户”的新闻报道很多。例如，2010年9月24日《湖南日报》报道：“临澧县计生关爱协会倾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一年多来，全县共有13万计生困难户受益。”我想，计划生育不是宣传说“少生快富”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计生困难户”？

况且，现行城乡不平等的计生政策与“少生快富”的理论是互相矛盾的。众所周知，现在农村的计生政策比城市宽松一些。对此，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曾解释说：“目前总体上讲，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薄弱，农民群众生存与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中国的生育政策不能不考虑农民的实际困难和利益。”这样我就有疑问了：按照“少生快富”的理论，既然农民群众生存与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那么为了使农民群众早日脱贫，他们应该尽量少生孩子才对，但为什么反而让他们享有比城市居民更多的生育权？“考虑农民的实际困难和利益”，就要让农民生更多的孩子，难道张主任也反对“少生快富”理论？

俗话说：“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事实证明，少生未必优生，多生也未必劣生。下面举一个多生优生的例子：

浙江省瑞安人蔡笑晚培养出了6个出类拔萃的子女。他说：

“在介绍我自己之前，我要先介绍我的6个子女，因为对于一个未能亲自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父亲就是我的终身事业和人生理想，子女就是我的最大荣耀。

　　如果有一张名片，我一定会在正面印上：‘蔡笑晚，头衔：父亲’，背面印上：

　　长子蔡天文，1967年生，1995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宾州大学终身教授；

　　次子蔡天武，1970年生，由中科大少年班公派就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李政道主办的博士研究生，获激光物理博士学位，现在任美国高盛公司副主席；

　　三子蔡天师，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曾被美国圣约翰大学录取，现在国内发展；

　　四子蔡天润，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曾被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录取为博士生，现正在创办私立医院；

　　五子蔡天君，中国科技大学硕士，现在浙江省建设银行工作；

　　小女蔡天西，1977年生，14岁入中科大少年班，22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2007年，蔡笑晚出版《我的事业是“父亲”》一书。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说：“我要有孩子，也请老蔡帮我带！全国的父母都应该看老蔡的书！”

蔡笑晚是幸运的，他没有被征收“社会抚养费”。如果是在今天，他生了6个孩子，肯定要被罚得倾家荡产，连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也不可能，怎么能培养6个孩子成才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拿到博士学位才算成才，事实上，只要拥有一技之长，能够自食其力，并对社会作出实质贡献，即使没有读过大学，也算得上是成才了。例如，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但他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很多博士。然而，像“计生困难户”这样的家庭，还需要政府或社会救济，显然不能算得上是“成才”。大量“计生困难户”的存在，揭穿了“少生快富”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