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生二胎与人口政策改革

       何亚福

2010年4月9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接到学校的书面决定，他被解聘了。原因是他的妻子在2009年12月21日生了第二胎（按现行计生政策属于超生），并且拒绝缴纳20多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这一事件在网络上迅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京华时报》、《北京晚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也报道了这一事件。本文试图分析学校对杨支柱生二胎的处罚决定是否合理，并探讨这一事件对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影响。

首先，杨支柱该不该生二胎？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1968年5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该宣言第4条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也承认：“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

杨支柱生二胎后，他所在学校除了给予他记大过以外，还给予以下三项处分：

1．责成法律系解除杨支柱教学岗位聘任；

2．停止发放杨支柱独生子女奖励，并要求其退还已领取的奖励费，收回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3．三年内杨支柱不得参评先进个人，不得提职，并取消一次工资调级。

我认为，学校对杨支柱的处分，只有上面第二项处分是合理的，其余的处分都是不合理的。不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分娩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自理，产假期间停止其工资福利待遇；三年内不得被评为先进个人、不得提职，并取消一次调级。”因此，按照现行计生政策，学校对杨支柱的处分有一定的依据，虽然我认为现行计生政策并不合理。

近几年来，人口政策成为网络上的一个争论热点，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报道和文章，历届政协会议也有一些政协委员提交了放开二胎的提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2007年3月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也就是“放开二胎”。在2010年3月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上，纪宝成、贺优琳、傅企平、赵林中等人大代表和刘大钧、王名、葛均波、张茵等政协委员提交了放开二胎的提案议案。我一方面肯定这些提案议案对于推动我国人口政策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认为这些提案议案仍比较保守。我认为，现在中国不但应该放开二胎，还应该彻底取消生育限制，并适当鼓励生育，促使生育率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

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33（即平均每个妇女生1.33个孩子），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么低的生育率，不符合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况且，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例如，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生育意愿：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无论是从实际生育率还是从生育意愿来看，中国已完成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而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经验表明：一旦完成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实质性转变，即使鼓励生育，也很难促使生育率的回升。因此，人口政策应当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

我从2003年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文章，开头两年，我所遇到的大多数网民都反对我的观点；但从200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网民支持我的观点，一些报刊杂志也陆续发表了我的文章。近年来，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各种网络投票中，支持人口政策改革的网民人数均占压倒优势。举例来说：2010年4月14日腾讯网推出的今日话题《副教授超生之辩》对杨支柱生二胎进行网民投票，截至4月23日12点为止，支持票有74879票，占参加投票网民的91%，反对票仅有7447票，占9%。

我认为，杨支柱事件可大可小，取决于有关部门对他如何处理。对杨支柱处理越严厉，这一事件的影响就越大，杨支柱的知名度就会越高。杨妻在2009年12月21日生下二胎后，虽然杨支柱在博客上公开了这件事，但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国内报纸也没有报道这件事。但杨支柱所在学校对他作出解聘处分后，杨支柱生二胎才迅速演变为公共事件。按照现行计生政策，如果超生夫妇拒绝缴纳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以想象，如果法院真的向杨支柱强行征收社会抚养费，而杨支柱又交不起或拒绝交20多万元的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公共事件将会进一步升级，杨支柱将会获得更多人的同情、支持和声援，从而使杨支柱事件成为推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