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质疑政策生育率--反对二胎过渡方案

计生委官员宣称的1.5的政策生育率是依据2003年《人口研究》第5期的文章《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简称《政策生育率》）（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430），并因为中国生育政策多样性而否认中国是“一孩政策”。该文是郭志刚、顾宝昌、王丰等教授于1999年通过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的关系，用从计生委获得的资料计算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原始资料，全国允许生1孩的占35.4%，允许生1.5孩（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占53.6%，允许生2孩的站9.7%，允许生3孩的占1.3%。郭志刚教授等人是假设出生性别比为107，计算出政策生育率为1.38，然后再额外修正6%，从而变成了1.47。

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些学者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对这种修正方式不敢苟同，曾在《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26535）一文与郭志刚教授商榷，认为不应该额外修正6%，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不是2.1而是2.3以上，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可能的。

很显然，我的观点并没有被人口学界采纳，近年在多篇论文以及给中央的建议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而政策生育率是1.47，并建议中央逐步调整人口政策，“精心组织，平稳过渡”，“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和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然后“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些地区在努力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放开二孩、防止多孩”。

《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独生子女政策谋变》一文中透露，“一个拟从2011年开始，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首批先行，总计分三批，逐步在全国开放‘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修改意见，正在完善中。”似乎人口学家们的建议已经引起高层的重视。

美国 《科学》期刊2010年9月17日发表文章《Has China Outgrown The One-Child Policy?》，介绍了中国人口学界对推动中国逐步放开二胎所做出的努力（比如曾毅教授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李树茁教授的放开二胎并允许同性恋生育和未婚生育，王丰教授认为最终需要由二胎方案过渡到自主生育），也说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7。

现在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而1980年《公开信》也明确提出一胎化只能实行30年，2011年又将开始十二五规划。就是说，人口政策不是能否调整的问题（没有谁敢承担不调整人口政策历史责任了，最差的方案也是逐步二胎过渡，其后果远远超过当初的一胎化；而即便仅仅放开二胎就足以让决策层背下千古恶名），而是如何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制定十二五的关键时刻，这次人口政策调整决定中华民族的前途。我首先向人口学家们为推动人口政策调整表示敬意！但是我再次重申我不能认同人口学家们的建议，我认为《二胎方案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将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定为2.1，将政策生育率定为1.47，预测现行人口政策的弊端，提出逐渐放开二胎的建议，我认为这种方法的误导性极强。

本文就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再与人口学家们商榷。《政策生育率》将生育政策分为几类：（1）全国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6省、市（占全国人口的18.2%）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对农村居民有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等5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3）有19个省、区规定农村居民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4）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

《政策生育率》将浙江、河南列为农村独女户可生二胎的19省之列，但是浙江省计生条例规定：“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已生育一个女孩，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浙江省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很多农村夫妇（单方或双方）在城市打工多年，因此浙江农村独女户也很少有机会生二胎。

河南省计生条例对农村独女户则是这样规定的：“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家庭又确有困难的”。就是说河南并不是所有农村独生户都被允许合法生二胎的，只有困难家庭才能生二胎，这个尺度把握在基层计生委手上。

《政策生育率》认为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等5个省、区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实这并不十分准确，比如云南省计生条例就说：“提倡农业人口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青海省计生条例说：“农村一对夫妻生育过一个子女，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以根据当地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经济条件，有计划地安排生育。”梁中堂教授认为云南省和青海省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中央同意国家计生委建议的“女儿户”的特殊表述方式，说明这两个省农村实行的是“女儿户”的政策。

考虑到这些因素，《政策生育率》一文的1.38的生育率还需要打折扣。

《政策生育率》的资料是1990年代的，当时是“全国允许生1孩的占35.4%”。 1990年代城市化水平还很低（1990年是26.3%，2000年是36.09%）。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人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策生育率也发生了改变。相对于1990年代，影响政策生育率的有两大因素：可以生二胎的双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者）家庭比例增加、城市化比例提高。

1990年代的生育妇女主体是1970年代的出生的女孩，独生子女的比例还很低，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75-1980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年龄比重为15.8%，双独家庭概率很小。2010年的生育妇女主体是1980年代出生的女孩，当时中国的生育率稳定在2.4左右，独生子女比例仍然不高，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81-1990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年龄比重为20%，比1970年代稍高，也就是说现在双独家庭比例仍然很低，对政策生育率影响不是很大。并且占全国人口的7.3%的河南并不允许双独家庭生二胎。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城镇化水平为36%，但20-44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41%。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城镇化率为43%，但20-44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50%，20-34岁人口城市化比例为52%。也就是说，育龄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总人口城市化水平。

2010年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50%了，并且老人和小孩大多保留农村户口，而相当一部分年轻夫妇也为了兼顾农村土地利益（为了在农村保留根据地，老年后可以回农村养老），只让一人转为城市户口（但是夫妇俩与城市人口一样只能生1个孩子了），因此育龄家庭城市化水平已经在60%左右了，“全国允许生1孩”的就远不止《政策生育率》所说的占“35.4%”了。政策生育率也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所计算的1.38，很可能只有1.2多一点。

就像实际生育率不可能稳定在1.8一样，政策生育率也不是稳定不变的。等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女孩（独生子女占同年龄比重超过40%）成为生育主体，虽然因为双独家庭比例增加而提升政策生育率，但那个时候育龄妇女人数已经大幅降低，生育意愿很低，停止计划生育也为时已晚了。

现在原发性不孕比例已经是高达17%（高峻 ,高尔生; 中国育龄妇女不孕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卫生统计; 2005年01期; 27-29.），丁克、晚婚、单身比例也很高，即便有超生，第六次人口普查如果生育率低于1.2（甚至低于1.1）是可信的，高于1.4是不可信的。负责人口普查的官员千万不要受人口学家的误导，一味高调生育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1.33的生育率就有明显人工高调的痕迹）。

这次人口普查要尽量获得准确数据，普查之后要树立人口普查的权威性，为决策提供依据，不容学者随意篡改普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