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命拼将发古珍”――记孔凡礼先生

曾被赵朴初先生誉为“博学明辨，光顾前贤，嘉惠后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孔凡礼先生于8月20日在北京辞世，享年87岁。先生从1958年2月9日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发表他的论文《陆放翁的卒年》开始，至今52年间，一直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已在中华书局等国家权威出版部门出版了47部近二千万字的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受到众多同行和学子的衷心爱戴与推崇。说起来，他的治学之路简直是一部传奇……

“郐曹临上国 造化赐机缘”

1923年孔凡礼出生于安徽太湖孔家河。

1947年，孔凡礼从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故乡当教员，先教小学，后教中学（师范）。他酷爱古典文学，很想在教学之余读点书，搞点研究，但居处偏僻，求书不易，加之困扰了他多年的胃病又发作得厉害，使他很苦恼。

1952年7月16日，他利用暑假之机独自启程到北京去看病。进京之后，除了看病，使他最感兴趣的不是大都市的繁华，而是北京独有的文化氛围，对北京图书馆和不计其数的书摊简直“垂涎三尺”。他在京城呆了十几天，到了8月初，身上的钱快用完了，再呆下去就没有回去的路费了，于是准备买火车票回家。这时，他在无意间发现《人民日报》的一角用小字刊登了一份京城招考中学老师的广告，考场设在中央人民政府西侧的府右街小学。他顿时为之一振：“我为何不可以去试试呢？”他毫不犹豫地去报名应考，竟然一考即中，被北京市教育局分配到第三中学任教。

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父母妻儿都还在老家农村，所以在工作中没有什么拖累，一开始过得很惬意。有诗为证：“郐曹临上国，造化赐机缘。出入文津道，留连厂肆廛。五千唐宋卷，百万管蠡言。苏陆明窗读，豪情尚欲燃。”

但是，面对烟波浩渺的国学之海，他的研究生涯将从何处启程？也就是说，搞古典文学研究将从哪儿找个突破口？一开始他广泛涉猎，试着研究了《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文学名著，但怎么也走不出他人的窠臼。后来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子说“大道以多岐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罗曼・罗兰说“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掘一口井”，使他认识到必须使自己所研究的领域的一点或几点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从而在某一点或几点上超过前人。终于，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客观条件，最后把研究方向定在宋代文学，而且从陆游开始。

关于陆游的卒年，学界当时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嘉定二年（1209），一说是嘉定三年，争来争去，久无定论，孔凡礼不禁也参加进去。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和论证，一年后他便有了结论。1958年2月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发表了他的论文《陆放翁的卒年》，把陆游的卒年定为嘉定二年，自此得到学界公认。这一成绩对他鼓舞很大，接着他便乘胜前进，研究陆氏的论文一篇篇地发表。

“齑盐三顿清如水 骏马千蹄志不回”

然而，繁重的教学工作和不懈的业余研究大大地透支了他的健康，加之家人不在身边而他又不会料理生活，饱一顿饥一餐，胃病又复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圆滑的人，完全可以采取请病假吃劳保的办法，既可治病，又可治学，还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他一向诚实厚朴，不安于不为学校做事而“坐糜廪禄”。他认为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为了集中精力从事古文研究，竟破天荒地向学校提交了留职停薪的报告！“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他好不容易在京城求得了一份公职，现在却把现成的饭碗弃置不要，而到那漫无边际的学海中去谋生，那要冒多大的风险啊！许多师生和朋友都劝他慎行，可是他却九牛不回……

从1962年12月始，孔凡礼获准留职停薪“修养”，所遇困难远远超过原来的预料，然而此事又无可挽回，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时尚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生活虽有好转，但整个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元气还没有完全从灾荒中恢复过来。他独自生活在京城，家仍在老家的山沟里。实际上这时他的家已是残缺破烂不堪。他的爱妻已在两年半以前即1960年5月的灾荒中离世，时年仅38岁，他从此未再娶。家里尚有年老体衰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幼儿，而他停薪后又没有什么可靠收入，每月仅有他为中华书局整理研究资料而得到的40元酬金，这40元钱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之外，还要从牙缝里一分一文地抠出来往家里寄，其窘迫之状可想而知。更为严酷的是，这40元酬金到文革时也没了，他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一直苦熬到1972年复职才好转。但在那段凄苦的日子里，他仍然没有趴下，有诗云：“日丽风和卷霹雷，蓬门长闭躲书堆。齑盐三顿清如水，骏马千蹄志不回……”

从留职停薪之日起，直到文革前夕，他几乎每天都是自带干粮，早出晚归，成天泡在北京图书馆或中科院图书馆里翻阅古籍，其中有些是极为珍贵的善本乃至已被世人遗忘的孤本。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像在大海中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认为“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首美妙的诗”，会使他“陶醉在诗一般美妙的境界里”。明抄本《诗渊》就是他最难忘、最惊喜的发现之一。这部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稀世珍籍，是他在北京图书馆里发现的，现有25册，其中收集和保存着自魏晋六朝到明朝初年这一段时间里大量散失了的文学作品。在五万多首古诗中，在他之前也曾有几位学者涉猎过，但没有一人把五万多首全读完的，尚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作品从未与世人谋面，只有他全读完了，并做了笔记和摘抄，再与已出版的《全宋词》对照，发现漏收了140位作家的430首作品，他大喜过望！他把那些漏收的作品整理出来，汇成《全宋词补辑》，计79千字。1981年中华书局再版《全宋词》时，把他的“补辑”全部增补进去。――可见，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全宋词》是不全的，他像女娲似的补了一块“天”啊！

孔凡礼在苦读中做了四十多本学术笔记，还有数以万计的学术卡片，总量超过千万字。他在研究陆游和范成大时，又发现清人厉鹗《宋诗纪实》、陆心源《宋诗纪实补遗》都不全，他便把他在前后二十年间所发现的被厉、陆二氏漏掉的两千一百多人的作品汇集成《宋诗纪事续补》、《宋诗纪事续补拾遗》出版。

《全宋诗》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特别奖，因为孔凡礼先生做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北京大学特吸收他为《全宋诗》编委，并于1986年12月先后两次邀请他到北大去给在职教授和研究生讲学，使他的学问得到了我国最高学府的肯定。

名利于我如浮云

1980年元月，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三年，他为了多争取一点做学问的时间，便提前办了手续。这回提前退休与上回留职停薪的处境迥然不同，前者生活无着，后者有较丰厚的退休金，还不时收到相当数量的稿费或版税――这也使得六十岁以后的人生得以专心学问，取得了更加辉煌的业绩，他每年都有重大成果发表、出版，有时一年有多项……

1982年《文学遗产》发表了他的论文《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平和著述》，引起时任中共中央倾向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古籍小组长李一氓的注意。李老委托他整理汪氏著述《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出版后，被李老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赞为“最丰富、最富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

1982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点校的《苏试诗集》八册，1647千字；198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点校整理的《苏轼文集》六册，1808千字。以上两部 “苏集”均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八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出版后均已重印5次，畅销海内外。1998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编著的《苏轼年谱》三册，990千字，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2002年8月，中华书局同时出版了他点校的《墨庄漫录》等6部作品。另外，他在研究过程中，还发掘了一批极其珍贵的文史遗产，除前面提到的明抄本《诗渊》外，还有陆游的《家世旧闻》、元好问的《诗文自警》残篇，苏试的《西楼帖》残卷等。发现《西楼帖》是1981年冬，他到首都博物馆去参观历代碑刻展览，隔着玻璃竟在展品中发现了苏轼碑帖，抄回家与《苏轼文集》一对，竟是散失了八百多年的《西楼帖》的一部份，顿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随着一批批质量上乘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孔凡礼声名鹊起，受到海内外同行的推崇，日本学者小川环树、丰富健二，美国学者萨进德、唐凯琳等慕名前来向他讨教。为了不亏待这样一位真正的学者，有关部门提出给他更好的待遇，一次是对他欣赏有加的李一氓同志邀请他到国务院“古籍办”去工作，一次是中华书局想调他去当编审，但他却婉拒了人们对他的厚爱，因为他认为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当他戴上编审、研究员之类的头衔后，计划中的学术研究在有生之年就难以完成。他在述怀诗《七十五岁初度》里许下的宏愿是“老命拼将发古珍”，在弥留之际还哝哝自语说：“我又有新发现……又有新发现……”

安息吧，孔凡礼先生，您的“新发现”就只有留待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