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揚學術民主，反對學霸作風――駁【古籍整理出版規範化問題漫談】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爲【古籍整理出版規範化問題漫談】，署名爲『揚子居』。所謂揚子居者，不知何許人也；但看這文章的口氣，大小是個官兒；他自稱『我們中華書局』，則當是該出版社的一個現任負責人。應當說，當今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確實存在一些不規範的現象，文中所談，並非全無道理，但文章同時又流露出一股霸氣，令人讀了感到不快。如作者揮舞著『古籍整理出版規範化』的棍子，將許多在他看來不『規範』的古籍整理著作，通通斥爲『偽整理』。他武斷地說：『後來陸續出版了十數種【全唐詩】排印本，我可以肯定地說，無一不是源自中華書局整理本，都是中華版的改頭換面的翻版，是「偽整理」。』『無一』兩字，將中華書局整理本以外的所有【全唐詩】整理本，通通掃入『偽整理』之列，而根據卻只有一個，那便是『我們有【全唐詩】中華版與揚州詩局本的文字異同對照表，根據這個對照表，很容易判別後出的這些排印本是否真的依據揚州詩局刻本重新點校的』。遺憾的是，這位『揚子居』先生並沒有真的拿這些後出的排印本去同中華版或揚州詩局本『對照』，就判定它們全都是中華版的翻版，且迫不及待地給人家扣帽子，這豈不是有點太霸道了嗎！這裡涉及到兩個問題，請看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

一、校點問題

　　中華版確實改正了揚州詩局本的不少錯字，而且斷了句，這對讀者是有利的。然而，並不能因爲中華書局已經作過校點，這【全唐詩】就成了中華書局的私產，別人就不能碰了。作爲一個出版社的負責人，揚先生總該懂得一點起碼的常識：古籍整理並不像給人扣帽子那麼簡單，更不可能一勞永逸。如果把揚州本、中華本和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增訂注釋全唐詩】略作『對照』，大概可以使這位揚先生清醒一點。

　　先說『校』。

　　第一，揚州本不誤，中華本新增的訛誤。如李白【掛席江上待月有懷】：『素華雖可攬，清景不同游。』中華本卻錯成了『清景不可游』。既然『不可游』，李白還『待』什麼『懷』什麼呢？又如杜甫的名作【畫鷹】：『側目似愁胡。』中華本訛成『俱目似愁胡』。這可有點糟蹋名作了。諸如此類的錯誤，增訂注釋本中是沒有或罕見的，不知道揚先生的『對照表』中是如何對照的。

　　第二，揚州本原有的訛誤，中華本雖然改正了一些，但還有不少明顯的訛誤，中華本並沒有改正，倒是增訂注釋本校正過來了。如張說【奉和聖制初入秦川路寒食應制】，這『路寒食』明顯不通，增訂注釋本據唐玄宗的原唱詩題和清結一廬本【張說之文集】補入『逢』字，『路逢寒食』，這才文從字順了。又如張說的【右丞相蘇公輓歌】：『佳辰無白日，賓閣有青苔。』既然暗無天日，又怎麼能叫『佳辰』呢？增訂注釋本據【文苑英華】改爲『佳城』。且不說典故，『佳城』喻指墓地，揚先生還不至於不懂罷！但不知他的『對照表』有沒有『佳辰』與『佳城』的對照。

　　第三，中華本雖然改正了揚州本的一些錯字，但正如其【點校說明】所言：『凡改正和補闕的字均用方括號〔〕標出，原誤或應刪去的衍字用圓括號（）標出，並用小字排。』這方法是可行的，並沒有人苛求；而增訂注釋本凡改正和補闕的字，都在注釋中說明了校改和補闕的根據，上面所舉的張說詩的補闕與校正，就是例證。這當然是要下功夫的，不料，這些辛辛苦苦查閱了大量文獻才取得的校勘成果，卻被揚先生都打成了『偽整理』。這不是典型的學霸作風又是什麼？

　　再說『點』。

　　中華本用的是傳統的句讀法，每句之後都加句號；而增訂注釋本用的是現代標點符號，這怎麼能說增訂注釋本『是中華版的改頭換面的翻版』呢？是不是太霸道了？本來，在古籍整理中，這兩種斷句都是可行的。但對讀者而言，顯然後者更加有益；而對整理者而言，則其難易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何況，中華本的斷句，也並非都那麼準確。舉兩個例子吧！

　　韓愈【嗟哉董生行】：『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與陳邇冬【韓愈詩選】都是這麼斷句的，但中華本卻點成了『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這下句讀起來怎麼這樣彆扭？韓愈是一代宗師，似乎不應當寫出這麼蹩腳的詩句。

　　再看一個精彩的斷句。白居易的名作【杭州春望】中，流行最廣的名句是『紅袖織綾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不少描寫杭州風土人情的散文、小說中都引用過的。白居易在這兩句下都有自注，上句的自注是：『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這個句子不難懂，現在流行的【白居易詩選】和一些賞析文章，都說得清清楚楚：柿蒂花是杭州出產的一種綾子。但中華本卻點成了『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這就牛頭不對馬嘴了。正好近日的報紙和電視都在宣傳北京的傳統小吃，其中有一種叫做驢打滾。我們可以說：北京出產的驢打滾特別好吃。但若用上述的斷句法，讀成『北京出產的驢。打滾特別好吃。』像話嗎？不知能否博揚先生一粲？

　　當然，這樣的笑話，畢竟是個別的；中華本的斷句，也大多是正確的。舉兩個誤讀的例子，只是想提醒揚先生，不要太霸道了；更不要動不動就打棍子，扣帽子。須知，這不利於學術事業的發展，對保持與改進中華的『品牌產品』，也是有害無益的。

　　【增訂注釋全唐詩】是已故著名學者陳貽{先生主編的，參與編注的學者多達一百八十餘人，他們窮九年之力才完成這一艱巨的工作。此書無論『校』或『點』，都比中華本有所進步，至少，它已改正了中華本在校點上的許多明顯的錯誤。然而在揚先生的眼中卻是另一樣：我們中華本是完美無瑕的，你們整理【全唐詩】時只有抄它的份兒，真是把別人都看扁了！

二、增補問題

　　揚子居的文章說：『十多年前，我們偶然從一些學者那裡知道了一個增訂注釋【全唐詩】的編輯出版計劃，當時我們剛剛出版了陳尚君先生的【全唐詩補編】（全三冊），從增訂注釋【全唐詩】的編纂細則看，所謂的「增訂」，實際就是將【全唐詩補編】的內容，拆分補入【全唐詩】各人之下。主事者既不通知出版者，也未徵得陳尚君先生的同意，顯然是一種侵權行爲。雖然經過交涉，此書還是出版了，而且鑽了一個更大的空子，對大量依據【補編】增補進去的逸詩，乾脆直接註上【補編】所注的文獻出處，輕巧的撇開了【補編】所做的搜集工作，似乎這數千首逸詩都是「增訂」者新從數千種古籍中一一搜羅得來的！【補編】作者和編輯歷時數年的辛勤搜集考訂和甄別，就這樣變成了所謂「增訂」者的成果！』

　　『侵權』，這罪名可比『偽整理』更嚴重了。然而，稍作分析，就不難看出：揚子居所謂『侵權』，純粹是一派謊言，加上十足的霸道。

　　【增訂注釋全唐詩】的【編注說明】說：關於【全唐詩補編】的成果，『我們本擬採錄，曾與輯錄者及出版單位協商，因雙方未能達成一致，只好捨棄，請對逸詩有興趣的讀者自己參讀【補編】。』這話說得很清楚：雙方是『協商』過的（揚先生自己也說『經過交涉』），只是『未能達成一致』而已。明明協商過，揚先生爲什麼要撒謊，說什麼『偶然從一些學者那裡知道』云云？這麼遮遮掩掩，有什麼『深意』呢？即使『協商』時你不在場，爲什麼不能問問你的前任？而且，既然已經協商過，憑什麼還要怪『主事者』沒有『通知』你們？『雖然經過交涉，此書還是出版了』，看來揚先生想阻止此書的出版，難道別人想爲弘揚中華文化做點有益的事情，還必須得到你揚大人的恩准才行？你捫心自問：這是不是太霸道了？

　　協商而未能達成一致，因此增訂注釋本的【編注說明】說：『本書所補逸詩，主要有如下一些來源：①日本上毛河世寧纂輯的【全唐詩逸】三卷。②發表於各種報刊雜誌上的唐詩輯逸著作，如王重民【補全唐詩】及【補全唐詩拾遺】（載【中華文史論叢】1963年第3期及1981年第4期）等。③新發現的唐人詩集足本，如【王無功文集】五卷本、南宋蜀刻【張承吉文集】等。④近人所撰唐人詩集注釋本中的某些輯逸成果。⑤本書編注者自己的一些輯逸成果。』請問揚子居：這五條中，那一條觸犯了王法？那一條違反了你所謂的『規範化』？

　　先說第一條。日本人歷來仰慕中華文化，用各種辦法從中國弄去了許多古籍。後來，有些古籍在中國失傳了，卻在日本保存了下來。【全唐詩逸】就是從某些中國已失傳的古籍中輯錄出來的，如從初唐小說【遊仙窟】輯得的逸詩就多達十九首；其實遠不止十九首，【全唐詩逸】自以爲是地刪除了五十八首。這使我聯想起了【翰林學士集】，這也是初唐的著作，中國早已失傳，日本存有殘卷，直到清光緒中才從日本傳回，乃有影刻本流傳。1989年，嚴紹T先生赴日本講學，見到了【翰林學士集】殘卷的原件，感慨之餘，發出呼籲：『昔日人市河世寧曾作【全唐詩逸】，他顯然未見此卷，故六十首詩中有五十二首爲【全唐詩】所闕漏。今後有方家重編【全唐詩】者，望能採納此卷詩作，以補闕佚。』顯然，嚴紹T先生的呼籲，代表了學界普遍的願望。增訂注釋本將【全唐詩逸】所輯逸詩及其所刪除的唐詩、【翰林學士集】殘卷中的逸詩增補進來，這又『侵』了誰家的權呢？

　　第二條說的是『發表於各種報刊雜誌上的唐詩輯逸著作』，這似乎不能算中華書局的專利吧！何況，增訂注釋本在採納這些輯逸成果時，都一一註明了原輯逸者的姓名和著作名，如王重民【補全唐詩】及【補全唐詩拾遺】、張步雲【唐代逸詩輯存】、張靖龍【唐五代佚詩輯考】、鄒志方【唐詩補錄】、陳耀東【全唐詩拾遺】等等。這是對原輯逸者的尊重，怎麼能說是『侵權』呢？

　　第三條說的是『新發現的唐人詩集足本』，這是老祖宗留下的遺產，理應爲全體炎黃子孫所共同享有。如唐初著名詩人王績的集子，長期流傳的多爲三卷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韓理洲先生校點的【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這個本子比【全唐詩】所錄王績詩多了六十餘首，增訂注釋本據以增補，並在王績小傳中特別指明：王集『以韓理洲會校本最爲完備』。這能算『侵權』嗎？又如晚唐著名詩人張祜的集子，流行的多爲六卷本或五卷本；解放後發現了宋蜀刻十卷本【張承吉文集】，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這個本子比【全唐詩】所收張祜詩多了四卷，增訂注釋本據以增補，這也算『侵權』嗎？

　　第四條『近人所撰唐人詩集注釋本中的某些輯逸成果』。這裡有兩種情況：一是這些注釋本的作者沒有參與增訂注釋本的編寫工作。如王梵志詩，早已散佚，故【全唐詩】無王梵志詩。上世紀初，在敦煌遺書中陸續發現了多種王梵志詩寫本，近人有多種輯本。增訂注釋本認爲項楚【王梵志詩校注】『最爲精審、齊備』，據以收錄王梵志詩390首，並參酌了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及敦煌諸本。人家說得明明白白，能算『侵權』嗎？另一種情況，增訂注釋本的主編和編寫者，從陳貽{到卞孝萱、毛水清、劉學鍇、羊春秋、孫欽善、任國緒、李浩、楊軍、吳企明、吳在慶、余恕誠、沙靈娜、陳鐵民、陳冠明、羅時進、周嘯天、陶敏、彭慶生、蔣寅、儲仲君等多位先生，都撰有唐人詩集的校注本或有關的專著，這事實，作爲中華書局的負責人，揚子居總不會一無所知吧！他們把自己的輯逸成果用於增訂注釋本，這算是誰『侵』誰的權？

　　第五條『本書編注者自己的一些輯逸成果』。這裡也有兩種情況：一是這方面的專著，如本書副主編陶敏【全唐詩、全唐詩外編佚詩抄存】、湯華泉【新見〖全唐詩〗諸編未收詩輯錄】；一是在編注和審稿過程中新發現的佚詩或詩序。如果這也算『侵權』，豈不荒唐！

　　揚子居說【增訂注釋全唐詩】的編注者『鑽了一個更大的空子』，將【補編】中的逸詩，『乾脆直接註上【補編】所注的文獻出處』，『輕巧』地攫爲自己的輯逸成果，這罪名可謂大得嚇人，而證據呢？揚子居卻連一條也沒有舉出來。我經常翻閱和使用【增訂注釋全唐詩】，在翻閱和使用的過程中，發現此書是嚴格按照【編注說明】中規定的『五條』來增補逸詩的，我只須舉出一個事實，就足以戳穿揚子居的上述謊言。據我的初步統計，【補編】增補的逸詩，達六千多首，而【增訂注釋全唐詩】增補的逸詩，只有一千多首，其中多數是【補編】中未收的，當然也有一部分逸詩是【補編】中有的，例如上面談到的王梵志、王績、張祜等人的詩。這些詩都不是【補編】的輯錄者首先發現的，所以根本沾不上所謂『侵權』的邊。看來，揚子居連【增訂注釋全唐詩】都沒有翻過，就跳出來大放厥詞，對別人橫加指責，他指責人不必憑證據，多麼霸道、威風！都什麼時代了，還耍這種學霸威風，有誰買帳？所以我們奉勸揚先生還是睜開眼睛看事實，端正態度，平等待人。在學術領域，應該發揚民主。學霸作風是有害的，也是吃不開的。

200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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