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替故宫大盗喊冤？不如说是在鞭策故宫

据报道，3月19日，“故宫大盗”石柏魁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宣判有期徒刑13年，目前他已提起上诉。石柏魁获刑13年是轻是重，引发舆论热议。

对比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并侦破的其他5起故宫盗案：盗贼最终被判2死3无期。其中3桩判决，发生在1979年《刑法》实施之后的80年代；而发生在1987年的2起盗案中，都是盗窃故宫文物未遂，然而一人重判死刑，一人重判无期徒刑。相比此前的这些案例，石柏魁的13年徒刑还算“轻”的。

这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对盗窃等“财产性犯罪”逐步实施轻刑化的背景有关。1979年《刑法》盗窃罪的最高刑是死刑；1997年《刑法》规定盗窃罪的死刑，仅适用于盗窃金融机构、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情形。去年，也就是在石柏魁偷盗故宫的当年，《刑法》再次修改，彻底取消了盗窃罪的死刑。这也体现了中国刑罚制度的日益人道化，死刑的适用范围在逐步缩小。

那么，具体看法院判决石柏魁13年徒刑，依据何在？

去年5月8日，石柏魁在故宫窃得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展出的金嵌钻石手袋等共计9件展品，检方根据其投保金额，认定案值为41万元。而《刑法》264条规定，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个人盗窃十万元以上可以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另外，石柏魁还涉嫌另外两起盗窃钱包、手机的案件，综合其自我供述，可以认定他主观恶性较深；又是在故宫盗窃，社会影响恶劣。因此，13年徒刑判决，还是在法定量刑范围内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石被“重判”了呢？首先，检方以投保金额、而不是以估价定案值，难免让人有些疑惑。更重要的是，正义，总是相对而言的。石柏魁这么一个小蟊贼，居然能在禁苑森森、民族文化精华所在的故宫博物院盗窃得手，且既无帮凶，又无高科技工具！人们从情感上会觉得除了依法刑处“大盗”，更要严厉问责故宫管理者：为何盗贼能轻易切断监控电源？为何盗贼被保安擒获之后还能溜走？故宫博物院每年拿到巨额财政补助，花这些钱怎么没有筑起防范的网络？

尤其是去年的“十重门”事件，故宫暴露出的种种失职，严重威胁着国宝安全；相形之下，石柏魁的偷盗行径，看起来似乎“算不得什么”。但现在“故宫大盗”获了重刑，对故宫监管者的问责似乎并未体现出相应的力度。公众自然容易两相对比，与其说有人是替“故宫大盗”“喊冤”，不如说是在鞭策故宫：去年被曝光的那些“门”有没有修好？内贼外盗有没有彻底被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