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仲淹家训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是宋代名相，儒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他为官清廉，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享誉后世。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对文彦博提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激励着宋代士大夫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范仲淹先忧后乐、为国为民的一生，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时他也治家甚严，教子有方，先后编写〖戒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规〗〖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义庄规矩〗等家训、族规，以训诫范氏子弟和族人，经其子范纯仁等不断整理、完善和实践，范氏家族人才辈出，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百行孝为先』的传统，提倡『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四民诗·士〗）。他在〖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首句就训诫子弟『孝道当竭力』。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母子受苦颇多，当其进士及第、获得高官厚禄时，『欲以养亲，亲不在』，从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因此他告诫子弟不要只知『享富贵之乐』，要懂得『孝养有时』的道理。

训子、治家，亦不忘倡导和睦宗亲、邻里，进而兼济天下。范仲淹主张『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要求同宗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多积善积德，更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爱情怀。范仲淹治家不局限于小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宗族，不『独享富贵』。他训诫子弟：『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六十一字族规〗）在要求家族内兄弟互助、邻里友善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在『庆历革新』失败之后担任杭州知府时，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义田，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贫弱者，兼及『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同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义庄规矩〗），同时『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

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救恤族亲、邻里，教化子弟，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宗族、乡村自治，淳化民风，稳定社会秩序，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范文正公义学记〗）。此举不仅对宋代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各级官吏和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仿行者遍及江南，历经800余年而不绝。

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知行合一。他要求子弟『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从而培养谦恭、廉洁的意识，戒骄戒躁。官员的廉洁是从小养成的，用范仲淹的话讲，就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因此，他『常以俭廉率家人』（〖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身体力行，『食不重肉』『衣才蔽无形』。在自己过着节俭生活的同时经常接济穷人，抚恤遗孤，奖励将士，他死后，『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范仲淹认为富国安民必须改革朝政，惩处贪官污吏。在他看来官员的廉洁，要从小事、日常言行做起，从自家着手。其〖戒诸子及弟侄〗云：『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他还训诫子弟为官要清白，不要谋取私利，『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以光祖宗』（〖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书〗）。范仲淹还作〖君子树〗以明志：『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他认识到清正名节需要平日珍惜，劝诫子弟：『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戒诸子及弟侄〗）

范仲淹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廉俭表率，引起不少朝廷要员的共鸣和效仿。司马光作〖训俭示康〗以训诫子孙云：『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南宋名相赵鼎对〖训俭示康〗推崇备至，其〖家训笔录〗云：『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写〖训俭示康〗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宋代实行『以文抑武』政策，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这种治国方针被美化为『祖宗家法』。而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自唐末五代已经衰落，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和科举改革。因此，他在庆历革新中就提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兴学校，本行实』，『育才之方，莫先劝学。』这些观念在范仲淹家训和子弟教育中亦屡有体现，他要求子弟『勤读圣贤书』，创办义学，将口头劝学与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践相结合。其〖义庄规矩〗鼓励同宗子弟积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按照应考的级别和成绩的好坏，给予钱粮支持，并由范氏义庄出资聘请老师，教授举业，使得『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问题上，一贯秉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则，要求子弟，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心系国家，有忧患意识。他告诫子弟：『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戒诸子及弟侄〗）培养子弟的忧患意识，做事要『谋画为先，聪明自广』（〖蒙以养正赋〗），不必计较一时利弊得失，要忍受贫穷和失败的考验，『勤学奉公』，时刻做好报效国家的准备。范仲淹勉励子弟，勤奋学习，以堪大任，『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戒诸子及弟侄〗），鼓励子弟自食其力，凭借真才实学获得大任。范仲淹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训诫子弟成果显著，他曾自豪地讲『二郎、三郎并劝修学，口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家书·中舍〗）。诸子皆为世所称，长子纯佑陪伴他出生入死、镇守边关；次子纯仁进士及第，『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宋史·范仲淹传〗），秉承父教，关注民生，成为一代名臣。其他二子也名显一时。

总之，范仲淹家训以及治家举措，始终把家国情怀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史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他的家训和治家理念及举措，充分体现了『先忧后乐』的思想，将道德修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主流观念的转变，而且成为宋代家风家教的重要特征，强化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宋朝先后出现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名臣，『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义传序〗）。

（作者：杨纳名，系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