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宋朝官员晋升的主要规则与积弊

宋朝三百余年间，对官员设置的各项晋升制度，可谓周全严密，由此满足了常态下大多数官员的升迁诉求，保障了政务的正常运行。但与此同时，这些规章在执行过程中又存在很多积弊，进而催生了潜规则的流行，特别是在统治秩序败坏的时期，更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从而给官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宋代官制内容与程序之繁复，大概是古代中国最突出的，涉及官员晋升的环节就包括：考课、磨勘、改官、荐举、叙迁、差遣及除授等等。而每项规制又有相应的一套流程，如在唐代基础上修订的〖长定格〗〖循资格〗以及考课法、改官法、荐举法、磨勘法等（〖宋史〗卷158～160〖选举四〗〖选举五〗〖选举六〗，并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若对此细加考察的话，不难发现这些规则利弊兼有，即一方面为官员划定出升迁的步骤和路线图，具有共同遵循的原则意义，以力图规避人为随意性带来的不公；另一方面，在实施中不免产生拘泥烦琐条规的现象，并且存在日趋僵化的趋势。其中的考课制度，主要考核官员的任职年限与业绩情况。如低级文官一般有三任六考或两任四考，每任通常三年左右。考核的内容包括：履历出身、业绩、过失、请假等事项，以及所在机构长官批写的评语意见。接下来的磨勘制度，是对完成任期和考课的官员，再勘验其档案文书是否齐备及真伪，并审核业绩与推荐意见等情况，以决定其能否迁转。随后的改官制度，是对通过磨勘的低级官员，依据规定改换官秩，一般给予晋升京官序列的待遇，少数人还可直接改为更高的朝官（〖宋史〗卷158〖选举四〗）。无法通过磨勘、改官者，则只有依据『循资』原则在幕职州县的七级阶官中逐级升迁，往往终老于下僚之位（〖宋史〗卷169〖职官九〗）。

在循资、磨勘、改官等环节上，都必须有上级官员（举主）推荐，此即荐举制度。每位举主要承担荐举失察之责，推荐的人数也有限定，如宋真宗朝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五品以上朝臣每人每年可荐举5人，其他朝官可推荐3人。事实上，此项要求越来越严，如州县的幕职官通常要有五位举主推荐，其中必须包括州级长官或监司官员的保荐（〖宋会要辑稿〗选举27之1、12、16、17）。因而，要找到符合规定的举主人数，实非易事。宋人即说：选任县令须有三人推荐，县令任满无过失，又要荐者五人以上，方能转京官。『盖县令者，已经两次荐举，共享举者八人』，要求不可谓不严（郑獬：〖郧溪集〗卷12〖论县令改官状〗）。要特别指出的是，进士出身者通常能获得优待，尤其是进士科中的佼佼者享有特殊礼遇，可以获得更快的晋升机会。以上诸项制度，同样适用于普通京朝官的晋升过程。到中级以上的朝官，规则开始有所不同，如中书舍人以上高官不必磨勘；地方的路与州级长官不用离任赴京，可就地参加磨勘。而这些繁复的晋升规则还只停留在阶官方面，解决的主要是级别地位与俸禄待遇的问题，与职权并不挂钩。

宋朝沿袭以往旧制，实行阶官与差遣分离的规则，原本中央与地方机构中的大量官职，如果没有委派职事，便成为阶官，又称寄禄官。史称：『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宋史〗卷169〖职官九〗）而各机构中实际的职权，则由受到专门委派的官员负责，此即差遣制度。随着阶官人数的日益膨胀，各机构中的实职难以满足，员多与阙少的矛盾相当突出，造成几个甚至更多官员等候一个『官阙』的局面，如一州或一县出现长官缺位，具备资格的人选可能多达十位以上。因此，能否差遣到实职官位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差遣制也就最为官场所看重。北宋前期，负责一般官员差遣任命（除授）的机构有多个，宋神宗朝改革后，都划归吏部，即『吏部四选』，其任命被称为『差除』。但中上级官员的任免权归宰相负责的中书，称之为『堂除』。至于高级、核心臣僚的任免，裁断权则掌握在帝王手里，即『特旨除授』（参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依照规则，差遣任命的原则仍然是以资历与业绩为主。

以上述为主的宋朝官员晋升规章条例，看起来颇为全面、严密，体现出循序渐进的原则，满足了大多数官员期待公平的愿望，符合宋朝一贯求稳的秩序原则。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暴露出流于形式的问题，如考课制度重在考察履历所反映的年限资历，磨勘制同样以审核档案文书是否齐备为主，业绩方面的内容反而常常被忽视，因此普通官员但凡没有显著罪过，大多能通过年限资历获得阶官上的提升（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即如宋人所说：『限年而校功，循阶而进秩。』（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4〖承制以上磨勘词〗）于是，『论资排辈』实际上左右了官员的晋升结果，既导致了人才的积压，也造成大量庸官存在，所谓『不问其功而问其久』，『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李觏：〖李觏集〗卷22〖精课〗、卷1〖长江赋〗）。与此同时，刻板的制度时常被主管机构的官吏利用，成为索贿敛财的工具。如宋高宗时，官员在申请改官时经常遭到主管人员的刁难，材料稍有瑕疵，便被退回。于是，以行贿方式通关的现象司空见惯。据时人反映，改官者若没有500贯打点，纵然有5份荐举书，也不能通过，故士人都说：『无五百千，莫近临安。』一些无钱疏通的孤寒之士，只得不顾廉耻地向权贵献媚，以求取推荐，否则就落得『终身为选人，老死不得改官』的结局（〖历代名臣奏议〗卷49〖治道〗胡铨上言）。事实上，手握大权的官员还可以曲解条规，特别是在差遣程序上干涉主管机关行使职权。如北宋中后期，宰相常常不顾吏部的职责，随意扩大『堂除』的范围，甚至干预到某些下级官阙的任命。正因为如此，宰臣吕夷简在任期间，『进用者多出其门』的问题，曾遭到范仲淹的激烈抨击（〖宋史〗卷314〖范仲淹传〗、卷311〖吕夷简传〗）。宋哲宗时，元老大臣文彦博、宰相吕公著以及吕大防等人的亲属子弟，都破例得到升迁，被言官批评为『排斥孤寒，专引亲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3，元祐三年八月辛丑）。因而，各种晋升制度只适用于常态下对普通官员的约束，但却无法阻挡潜规则的干扰。

宋朝末年，秩序混乱，公开的晋升规制更是受到各种潜规则的肆意冲击，加剧了官场积弊的危害程度。如徽宗时期，长期当权的蔡京随意操弄官爵，其家族满门占据要津不说，凡有关联的人也可获得重用。据宋人笔记记载：蔡京之弟蔡卞为某位州学教授说情，蔡京当即答应提拔为提学。蔡卞又称此人家贫，非到待遇优厚之处不可，蔡京便提笔补上『河北西路』几个字。福建路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给蔡府献上新茶，蔡京随手书写『秘撰、运副』的批示，交代有关部门办理（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5〖蔡京除吏〗）。还有随后的宰相王黼，其14岁的儿子竟能获得待制的职衔，被讥讽为『胡孙待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而南宋某些时期更是权臣当道，加深了选拔制度的积弊，如秦桧除了重用亲朋故旧之外，还对逢迎追随者破格提拔，时人即指出，『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岳珂：〖桯史〗卷7〖朝士留刺〗）。

（作者：陈峰，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