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现代诠释与借鉴

中国古代思想经过专业化的诠释之后，不仅能够被轻松地理解和接受，而且也能够进入现代话语系统，对现代思想及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产生切实的影响。因为文化基因的存在，中国人在理解和运用古代思想时并不会存在太大的困难。不过，国家治理毕竟是一个实践场域，即便是一些现代的、后现代的思想也未必能成为实践的基础观念（理论）。这与具体国家的情境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梳理出了一个较为公认的历史脉络，有许多治理思想和智慧值得现代人去温习。中国古代思想在先秦时期即已基本形成一个世俗的国家治理结构：顺天应人、天人感应的“天道人道”政治合法性；君臣父子人伦秩序为核心的礼治；以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君者人伦之至的明德之君施仁政的德治；以及贵族阶层、选任的官僚知识阶层、下层士绅共同组成的社会管理系统。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为古今学者所称颂的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依人性善而阐发的“仁心”、“仁政”为伦理价值的政治思想。孟子名言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等等，孟子一方面强调要重民，甚至不赞成孔子的事君不二，但他也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人有贵贱之分等。有学者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相当于现代的民主思想，甚至以“西学古微”的手法来说明民主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这种穿凿附会的看法很可能遮蔽了“民本”的本意。孟子的“民为邦本”，与民主的含义相去甚远。民本虽表达了君主需“贵民”的态度，但未因此演化出公民权利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仍是拥护君主制。

在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中，与民本思想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德治、礼治。德是对君主及其施政的伦理要求，礼是一种带有德化作用的礼仪和社会伦理秩序，二者相辅相成，更接近于国家治理之术。梁启超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也就是说孔子的“仁”实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元哲学。孔子所谓仁，包括自爱与爱人两方面，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仁从私德扩展至社会公义的程序。以仁学为基础，孔子提出了一些仁在国家治理中的实施策略，如认为“养民也惠”、博施济众是为圣人之业，裕民生、轻赋税、惜力役、节财用均为养民之道，若此将实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的德治效果。

从史书记载可知，春秋时期思想多元，但普遍推崇仁政、德政，那时的开明政治家都认识到采取“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的仁政，虽不能增加公室的财富，但是可以达到善治的状态，或者功利一点评价，可以得到子民的拥戴。在实际的治理方式中，德治往往配合刑罚，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意即自孔子始便认为国家治理应“礼乐”与“刑政”并用，礼乐有“德化”的作用，而刑政可为德政的辅佐。不过，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在多数朝代，礼乐实际往往成为刑政的掩饰，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儒表法里”。

之所以形成“儒表法里”治理格局，主要是因为“为政以德”之德不是一个可操作性的制度，不同君主与辅臣对何谓“德政”有不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君主享有至高的权力，德政的主要意图不是约束君主，而是用于教化子民。在面对一些“不受教化”的子民，刑便自然成为德治的辅助工具。但是，中国古代法律仅仅是刑法意义的法律，未发育出类似古罗马时期的“公法”、“私法”。不过，中国古代的“法治（法家的治理思想）”是不能忽视的，中国古代的法治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理秩序，而不规约皇帝为中心的公权力。在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即“调解”，在涉及到民间纠纷时往往采取官员与士绅共同主持的“调解”来调和、化解。应该说，“调解”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特别值得书写的“中国法”，对维系古代的基层社会自治意义非常重要，是“礼教”与“刑政”的结合体，是具有独特内涵的“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