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级时患病休学，痊愈后尚未到开学时间，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干部训练班招生，我就报名参加，录取后学习3个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读点书，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但客观形势却不允许，入学以后大量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侵占。4年的大学生活，从课堂上学得的知识相当有限，倒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培养了独立治学的能力。 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级同学参加勤工俭学，任务是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后来的第一档案馆）整理档案，地点在校内工会俱乐部，故宫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把档案运来。原来的档案是按时间（日期）顺序用纸包裹的，我们的工作是拆包后按内容分类再加包裹。这批档案是乾隆末到嘉庆初的，正是白莲教起义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时期。一个暑假亲手接触了这么多清代原始档案，大开了眼界。完成这项工作后，新学期刚开始，本年级同学又全体出动去密云县劳动，我在工地只住了一个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务。 在拉物料的大卡车上回到学校，才知道系里为体现全面发展，要拿出科研成果于建国10周年时向党献礼，课题自己选择。时间紧迫得很，幸好刚整理过故宫档案，就决定以乾嘉苗民起义为题目去故宫借档案。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同志真慷慨，一口答应，把这部分档案借来后，立即没日没夜地苦读、摘要，另从校图书馆借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和相关地方志作参考，稍稍清理出个头绪就动手写"书"，实际是一边看一边写。系里派了两位同班患肺结核刚刚痊愈正在休养的同学（王君、张建华）协助，做提修改意见和誊清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苦干，7万多字的誊清稿终于在10月初交到系里，题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问的苗民起义》。那时我们的思想真单纯，完成了任务，档案归还故宫，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后也未留下片纸只字，这本誊清稿究竟怎么"献礼"，下落如何，就一概不问了。在学生阶段，有机会自选题目独立进行"研究"，可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是我接触明清史的开始。 大学期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起，被誉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在全国先后暴露出来，店里货架上的各类商品在很短时间里像一阵风似的突然消失不见了。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没有减少，副食品却严重缺乏，不仅肉类每月凭票供应半斤，食油二两，连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营养严重不足，许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不得不作些调整，政治运动停下了，劳动也少了。同学们虽然每天饥肠辘辘，却换来了读书的时间。在物质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在精神上却如释重负。我个人的经历又有点不同。1960年初，理论战线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日益明朗化。这时，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的重要领域。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国史学史，成立了一个小组，组内有赵光贤先生、郭澎、一位姓赵的先生，还有我。当时，白先生住在西单武功卫，我们大约每月去他家一次，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探讨明代史学。经白先生同意，我先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如《m州史料》、《m山堂别集》，参考一些相关评论史料，写了一篇《王世贞的史学》，交给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这个课题有解放前出版的李晋华先生写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于史学思想方面兼顾明史的纂修过程。我提出可否逐步进行，由于当时万斯同的明史稿颇难见到，就先从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入手。经白先生同意后，自己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借来《横云山人史稿》，逐篇对读，凡遇《钦定明史》作了修改处，哪怕一句话，甚至关键性的几个字都抄录下来。对读完毕，把两部书不同处列表写出，这份对照表一共有50多张大幅稿纸。再查阅《清实录》等书中有关撰修明史的记载，特别是康熙皇帝几次谕旨，最后写成一篇《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的论文。把论文稿连同对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转交赵贞信先生处理，从此不知下落。依稀记得我的论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白先生给我的新任务是研究谈迁的《国榷》。工作刚开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组的人员和工作方法进行全面调整，原先组内人员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选了两位年轻教师和外校来进修史学史的教师重组史学史课题班子，组内人员从研读《史记》打基本功开始。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的离开史学史组决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这以后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作品。 来源：人文与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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