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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29日 11:03 AM

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

二战前，英、法、美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自吹：“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为了推行绥靖政策，他一面在国内打击强硬派，一面多次亲自去德国，与希特勒秘密会谈，获得一面倒的民意支持。

丘吉尔（他跟他父亲都曾是英国财政大臣，他也曾任海军大臣）是英国议会中极少数清醒者，他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将给欧洲带来灾难，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但是多数人都将他的警告视为危言耸听。

“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丘吉尔被重新任命为海军大臣）。二战初期英法联军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上，对德国宣而不战。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被德国人称为“假战”。

由于战事进展不顺，1940年5月10日，众叛亲离、声名狼籍的张伯伦只得“引咎辞职”，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半年后，张伯伦在家乡的孤独抑郁中病逝。毛泽东曾说：“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5月21日，德军已经绕过“马奇诺防线”，将40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敦刻尔克—一个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港口。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法国也准备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形势万分危急，丘吉尔果断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英国的计划是力争撤离三万人。英国政府通过广播紧急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远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积极响应政府的呼吁。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驾着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花花绿绿的私人游艇，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在5月26日到6月4日这短短的8天中，奇迹般地将33.8万人安全撤回英国。丘吉尔宣布：“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

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造成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发生严重的问题。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官兵，绝大部分都成为日后反攻的骨干力量。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没有四年后的诺曼底登陆，就没有二战的胜利。敦刻尔克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英国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从政策连续性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种撤退，但是这种撤退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高度时限性。晚停止计划生育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三千多万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当于当年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联军，他们承担着重大的家庭责任（可以让数千万家庭降低养老风险）、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单一年龄的三千多万（全部是孩子），如果被“过渡”掉了，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相当于战争年代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谁承担得起这个历史责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都开始快速减少，一批批妇女正在丧失生育能力。而年轻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人口政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想从容地华丽转身已经是不可能了。时间就是生命，耽误一天，后悔十年；耽误一年，贻害千载！

对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来说，政策连续性（各种二胎过渡）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历史连续性比政策连续性更为重要。2011年本来是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公开信》30周年已过，人口普查证实1.18的生育率，开始“十二五”规划），但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的“忽悠”下，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硬是变成了烫手山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那样摧枯拉朽的政治勇气，收拾人口残局，动员一切力量来赶抢补偿性出生高峰，组织家庭“生产自救”（既然国家今后无力提供养老，那么就应该放大家一条“生路”），既可救人命，更能救人心，不要错过了“季节”！

停止计划生育有一些问题，不停止计划生育问题更大。人口政策现在是进退维谷，但却又是不进则退。有人指望用平稳过渡来让人们遗忘人口危机，其实是鸵鸟心态。人口危机不会像其他社会危机那样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会不断累积、放大，政策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拖，总不是办法。以前民众和知识精英支持计划生育，是因为被“持续发展”和“紧急避险”理论所迷惑，认为计划生育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现计划生育的理论在已经破产，人民的人权觉悟空前提高。如果继续计划生育，那么必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抗，引发一系列群体事件。

政策调整需要审“时”度“势”，顺“势”而行。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网络民意已经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也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时”机也已经成熟。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人口危机才露出了冰山一角，还来得及将民意压力转变为调整政策的动力。这是化“危”为“机”的最后机会。风起于青苹之末，今后会“盛怒于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今后几年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人口危机所激发的政治破坏力将是巨大的，那时民心尽失（再怎么宣传计划生育的“历史贡献”，民众也不会买账的），政府将很难掌握主动权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

在中国秦末群雄相争之际，霸王项羽的部将英布杀害反秦义军的精神领袖“义帝”楚怀王，民意呼吁严惩英布。项羽不但不惩罚英布，反而自己承担杀害“义帝”的责任。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形势急转逆下，英布也投靠刘邦。人口政策调整不可沽名学霸王！

西汉时，汉武帝听信江充等人的“巫蛊”谗言，父子相残，逼死太子，损失数万人口。一年后，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汉武帝悔恨交加，果断为太子平反。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与秦始皇死不认错的态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颁发“轮台罪己诏”，及时转弯，收拾民心，其政权延续下去了，汉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传》曰: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日新之谓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长痛不如短痛。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停止计划生育）的力气。一旦下决心调整政策，就不应该拖泥带水踏碎步（各种二胎过渡）。《左传》：“国将亡，必多制”。不能三五年一个人口政策。

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不要指望没有阵痛就能生孩子），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因为目前生了二孩的想生三孩的比例不高，尤其在城市更是如此；即便有少数人想生三个，也得一个一个地生），也会出现同样大的社会震荡（在农村增加一些孩子不会引起社会震荡，因为农村已经空巢化了，并且人口分散，又不在舆论焦点），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难产”。今后还得迈停止计划生育这道坎，然后才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却将使得后续的政策滞后，错过鼓励生育的历史时机。

中国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的“多生”人口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民族的希望也被过渡掉，从经济角度也是极不合算的，何况生育权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当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是不知道是错误的。但现在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如果还不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采纳已经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各种二胎过渡方案，而继续损失人口，那么今后会如何评价这项决策？会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中国目前对计划生育就像当年亚历山大面对“哥顿神结”那样茫无头绪，面对各种过渡方案无从抉择；那么也不妨象亚历山大那样快刀斩乱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功近而德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