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匈奴考古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2)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ofArizona）的纪安诺（EnnoGiele）使用二重证据法，分析比较了西北汉塞与传统文献中对匈奴的记述。发现汉简中保存着许多未载入正册的信息:匈汉政治交往、烽火燃放、匈奴内附、匈汉交战情况、匈使来华和一些古地名。

吉林大学考古系的潘玲老师以中国边疆的匈奴遗存为题，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比对了外贝加尔匈奴墓葬与中国北方倒墩子、李家套、补洞沟等几处墓地墓葬形制、殉牲习俗、出土饰牌、武器和陶器。对内附匈奴及其汉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

韩国国家博物馆的G.Eregzen比较了匈奴与乐浪墓葬出土的汉地物品，推测匈奴与乐浪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他的看法随后受到韩方发言人YunHyeungwon的纠正。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的王建新教授介绍了2000-2007年以来与新疆考古所合作在以新疆巴里坤草原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学调查与发掘工作。他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当地在公元前8-2世纪主要活跃着早晚两类具有游牧性质的考古学遗存。后者墓葬形制、出土动物纹饰牌、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与鄂尔多斯以及蒙古所谓的典型匈奴遗存相似。在后者墓葬、居址中都发现随葬有第一类遗存的殉人，这与史书记载匈奴对月氏的征伐的时间与地域都十分接近。当然，族属的确定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与研究。这项研究随后引来在场许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

波恩大学的布鲁赛德女士比较了欧亚大陆各地出土的带扣，发现尽管欧亚大陆同时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带扣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这一观念，却是相同的。这种现象表明欧亚大陆游牧民之间存在着直接接触的文化交流形式。布鲁赛德也发现了外贝加尔地区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地佩戴带扣的以成年女性为主。

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列维拉（ClaudioCioffi-Revilla）教授结合当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理论设计出一套计算机推演模型，分析了不同时期匈奴的政治政策、汉匈关系与匈奴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他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18日上午，讨论会开始第四节讨论。

法国图卢兹（Toulouse）国家考古学保护研究所（institutnationalderecherchesarcheologiquespreventives，简称INRAP）的马汀（HélèneMartin）教授通过研究发现:马一类食草动物牙齿的象牙质会因季节、环境的好坏而呈现出类似树轮的分层。基于这个认识，她对匈奴墓葬中动物牙齿进行了采样分析。结果表明墓葬中既有作为殉牲的马，也有作为肉食的马和羊。前者的含义应是死者在冥府中的坐骑。

斯坦福大学的玛卡瑞维茨（CherylMakarewicz）女士的研究运用了动物考古学、同位素、基因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并结合自己对艾丁高尔（EgiinGol）地区现代牧民游牧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发现匈奴时期的游牧民已经能够像现代牧民一样，很好的掌握对牲畜的宰杀时机，从而保证牲畜为自己提供稳定、充足的奶、肉和毛。接下来蒙古科学院的Ts.Amgalantugs运用非测量性状（non-metrictrait）人类学分析方法对匈奴墓葬中的人骨进行了分析。吉林大学李菁菁教授使用同样方法，分析比较了青铜时代至今蒙古15个省和中国北方7省878个体颅骨和牙齿特征。推断出匈奴人种起源于蒙古地区，可能与石板墓文化（Ancestry-SlabGrave）、昌德曼（Chandman）、商周（Shang-Zhou）、辛店（Xindian）等青铜文化有关。他们的后裔包括了蒙古人、今天蒙古国、中国北方的华北、云南等地的居民。

宾夕法尼亚人类学系的舒尔（TheodoreG.Schurr）教授，运用基因学方法，展示了蒙古人种起源及其在东亚迁移、扩张的过程。公元前6-3万年间，东亚南部的蒙古人群向北迁徙至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这部分蒙古人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向南、向西扩张。他们内部通婚。据统计，目前蒙古国仍有8%的男性（16万人）带有原始蒙古人的Y染色体。

第五节讨论主要集中在匈奴的城市与居址。

蒙古科学院考古所的阿玛图新（Ch.Amartuvshin）重新调查了珀理（Kh.Perlee）和达维多娃（A.V.Davydova）发掘的匈奴时期的有城墙的城址和其他一批没有城墙的居址、游牧民营地和作坊。收集了一批陶片和箭镞。他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匈奴生活和不同活动模式有很大启发。

斯坦福大学的怀特（JoshuaWright）在1997-2000年对艾丁・高尔（EgiinGol）河谷下游40公里范围内展开调查，其中在106处遗址点都发现有陶器，通过一些小规模发掘和碳十四测年，发现这批遗址绝对年代集中在距今2250±40至1970±80年之间。怀特运用战舰曲线模型的类型学分析，发现这些所谓典型的匈奴陶器仅在居址中呈现完整的发展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