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何辛亥革命时逼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1)

核心提示：据居正回忆，汪精卫有一次到南京，“孙公留与谈竟夕，力主和议，我等不以为然，寻汪说话，汪已走上海矣。”汪精卫还向孙中山施加压力，有时竟然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他还与吴稚晖等组织所谓“进德会”，力避广东都督不就，以不当官自表清高，力主向袁世凯妥协。实际上，孙中山当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他不能改变与袁妥协的局面。

本文摘自《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 原题为：汪精卫与辛亥革命

汪精卫是如何影响辛亥革命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南方革命党人又是如何把革命胜利果实拱手让给袁世凯的？目前，史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相当不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汪在辛亥革命时已叛变了革命，他是袁世凯在同盟会中代理人和潜伏在革命营垒中的内奸，对北方京津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积极为袁效劳，是袁的忠实得力打手（注：刘民山：《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叛变活动》，《历史教学》1985年第4期。）。另一种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汪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有其历史功绩，但也表现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革命积极性、狂热性和摇摆性特点，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也许是他后来蜕化变质的一个因素（注：赵矢元、田毅鹏：《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两者相比，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但仍有不足之处。本文的探讨或许可以做一点弥补。

一、与袁结合，决定利用和影响袁世凯

汪兆铭(1883-1944)，字精卫，原籍浙江山阴，因父亲游幕广东，遂侨居广东番禺。19岁考中秀才，由广东省选派到日本留学，入法政学校速成科，后加入同盟会，充评议会议长及（民报》主笔，宣传革命思想，颇喜表现。1906年，随孙中山、胡汉民等游历南洋各地，并建同盟会支部。1909年秋他只身赴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晚间秘密在什刹海小桥地方埋置炸药，事泄被捕，被判处死刑，但载沣鉴于当时党人势力强盛，唯恐引起党人更大的愤怒，遂对汪精卫减刑处以永远监禁。此次活动为汪赢得很高声誉，孙中山也给予较高评价，把他与吴樾、刘思复、熊成基等革命烈士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意气所激发，不特是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顽夫廉，懦夫有志矣。”（注：甘乃光：《孙中山全集分类索引》，第3-4页。）汪长期跟随孙中山，遇事常参机密，他的言行可以影响孙中山的决策。

辛亥革命时期，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袁世凯和汪精卫之间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双方都有利用的价值。汪精卫看中袁世凯在清军中的影响力，所以出狱后便到河南劝说袁世凯逐清，当时袁未采纳。袁世凯出山任事后，他的儿子袁克定在北京等地进行活动，并以太原公子自任，“精卫亦阴结之。事闻于袁，则私见精卫，谓非常之举，非儿辈所知，而自输诚于民党。”（注：邱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集》，第2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同时对汪表示了笼络之意。袁世凯看中汪精卫在同盟会中的特殊声誉和影响，看中汪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汪精卫尚未出狱时就收到袁世凯通过陆建章转交的赠款（注：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汪与罗世勋、黄复生的出狱，据说是袁世凯、张鸣歧保释。“当时世凯在彰德，乃电使其子克定告黄复生曰：君等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也。复生、世勋闻之大惊，当促兆铭避之他处，曰：此嫌疑地，不可留也。兆铭不听。于是黄复生兼程往沪，罗世勋则匿居天津，独兆铭留北京以待世凯之来。世凯到京就职内阁总理大臣后，则使兆铭与杨度、汪大燮辈发起国事共济会以搜刮诸亲贵财货。”（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78页，文海出版社印行。）从中亦可知道汪精卫不怕事的个性。

汪精卫在武昌起义后20多天才走出监狱，最初打算运动吴禄贞起兵反清，后因吴被刺身亡而中止。随后他与其同乡、袁的幕僚梁士诒建立联系，商讨联袁倒清的可能性。汪精卫一度考虑过暗杀袁世凯，1911年11月22日，汪兆铭“忽强外交部主事魏宸组同谒世凯，宸组固留学法国时加盟同志，于谒世凯辞出后让兆铭曰：汝欲我助世凯以杀革命同志耶？何与之绸缪为也？兆铭曰：吾将畀汝以炸弹杀世凯于外交部，故使汝先识之。宸组曰：暗杀事则非吾之所素习。兆铭曰：不能暗杀，何言革命？宸组曰：吾不革命，吾亦不助世凯杀革命同志也。”（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2-83页，文海出版社印行。）当时北方多数革命党人主张暗杀袁世凯。魏宸组告诉张国淦：“党人秘密集议，令彼值班日怀两炸弹上楼，伺袁乘轿到宅门经过时，投下炸袁，以去革命障碍，当时不能拂大众意，但本人不会掷放炸弹，就令勉强投下，决难命中，于事无济，而生命断送矣，言下颇凄楚。胡秉柯言此事当审量，不可孟浪，可与精卫谋之，又两日，魏言此事经大众讨论，先以去袁留袁究竟于革命何者有利，结果袁有实力，在彰德时亦与民党有往来，如利用袁未始不可促成革命，若去袁则北方实力无统率者，更不易征服，精卫主持尤力，遂决定利用袁，取消上次炸袁之议。”（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4-115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汪决定利用袁并影响袁，并不是他个人的意图，而是大多数辛亥革命领袖们的意见，汪不过是当时“用袁倒清”计划的积极实行者而已。当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等人一致认为：袁如果站到革命方面来，就以总统职位作为报酬。孙中山在许多电报、函札里都表示赞同争取袁世凯倒戈反清，推袁为民国总统。武昌起义后不久，“袁世凯出统军政，欧洲同志吴稚晖等，亦知其不易与。时孙先生适至英，乃请先生以电致袁，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注：《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曾致电武昌军政府：“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注：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11月9日，黄兴写信给袁世凯，把袁比作拿破仑、华盛顿，说袁能做到推倒清廷，则“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注：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

为了利用袁世凯，实现联袁倒清的计划，汪精卫还征求过南方革命党人意见，当时汪精卫曾“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47页。）可见汪争取袁世凯反正的计划得到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支持和赞成。

汪精卫既然决定利用袁世凯，并影响袁世凯倾向共和，便频繁活动。他与袁克定、杨度等人积极为袁世凯谋取民国大总统。这不仅使他暗中成为袁世凯的策士，而且还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展方向，使这场革命越来越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袁世凯最初倾向于君主立宪。袁世凯在接见参预和议的各省代表时，表示要维持君宪，态度明确，好象他要坚定不移地效忠清室，致使懵懵者认为其言可信，无法喻其弦外之音。其实，袁此时还徘徊于君主与共和之间，正视何者发展对己有利才做最后的抉择。后来袁世凯舍去君主立宪而言民主共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汪精卫、魏宸组的影响。汪自被释放后，即逗留在京，并往来京、津之间，与北方党人联系，且与杨度、汪大燮等于袁内阁成立之前，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袁派其子克定与汪结交，并经常约汪长谈，意在联络民党，消除敌意，并进而运用之，而汪精卫亦邀魏宸组同往，乘机灌输以共和学说，亦颇具说服力。袁世凯此时表面上仍不肯放弃君主立宪之说，而内心已逐渐倾向于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