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15 23:17
荀彧．鲁肃．诸葛亮．可能是当时三大集团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谋士”．他们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谋士”．甚至不可以“谋士”名之．只能称之为“政治家”．但是．他们三人的结局却不相同．荀彧最为不幸．他为曹操操劳服务了一辈子．却在五十岁时被曹操所逼忧愤而死．
“身在曹营心在汉”酿成了荀彧的悲剧．
荀彧在曹操集团当中是比较特别的．他出身士族．本人也是名士．被评为“王佐才也”．这个既是士族又是名士的荀彧是从袁绍那里过来的．我们知道．袁绍的路线．是“儒家士族”的．曹操的路线．则是“法家寒族”的．荀彧去袁就曹．这就非同一般．更不寻常的是．荀彧投奔曹操．是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那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地盘．当了冀州牧．曹操却只是袁绍表荐的东郡太守．根本就不可相提并论．前面讲过．官渡之战时．很多人不看好曹操．认为袁绍必胜．荀彧却在九年前就抛弃了袁绍．岂非异常．
那么．荀彧为什么要离开袁绍到曹操那里去呢．因为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荀彧的“大事”是什么．和诸葛亮一样．也是“兴复汉室”．可惜．当时参加关东联军的那些诸侯．几乎没有一个是中用的．最有条件和能耐的两个．袁绍和袁术．却又自己想当皇帝．而且还当不上．所以．荀彧宁肯选择当时最不起眼的曹操．因为曹操的胆识才略．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他在这个时候．也还是东汉王朝的忠臣．为国献身的英雄．荀彧这才寄希望于曹操．看看“荀彧版”的《隆中对》就知道．他对曹操是怎样评价的．又是“乃心无不在王室”．又是“匡天下之素志”．他为曹操提出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一曰“奉主上以从民望”．二曰“秉至公以服雄杰”．三曰“扶弘义以致英俊”．这个立场．其实是再清楚不过．
荀彧提出这个政治纲领．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等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曹操已不再“乃心无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自己封公建国了．下一步发展．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拦．但是．他阻拦并没有任何效果．曹操已上了自己的“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于是．荀彧只能与曹操分道扬镳．并选择死亡．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也用自己的生命对曹操做最后一次劝谏．荀彧作出这样的选择．有着多方面原因．但说到底．还是他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成为划线的标准．比如范文澜先生就把聚集在许都的中原士族分为“拥汉”和“拥曹”两派．其实“拥汉”．“拥曹”并无截然界限．都是士族．荀彧就是派系上“拥曹”．骨子里“拥汉”．不折不扣地“身在曹营心在汉”．正是这种不可解的内在矛盾．酿成了他的悲剧．
荀彧的立场不是曹操的立场．鲁肃的立场却是孙权的立场．因此鲁肃的结局要好得多．孙权不是士族．鲁肃不是名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负担．所以鲁肃可以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一会儿降曹．要降曹比如要对付刘备时．就说曹操是“汉相”．要反曹比如要联合刘备时．就说曹操是“汉贼”．典型的实用主义．但以东吴之弱小．恐怕也只能如此．因此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这套把戏说得难听叫“见风使舵”．说得好听就叫“审时度势”．根本目的则是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但是．要想“图天下”．就得“称帝王”．要想“称帝王”．就得“固江东”．而要想“固江东”．就得争取江东士族的支持．因此．孙权毅然将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让陆逊和顾雍分掌军权和政权．让大量士族子弟进入他的幕府和政府．实施“吴人治吴”．这就不但实现了孙吴政权的“本土化”．也实现了它的“士族化”．孙氏政权原本与江东士族是对立的．孙策甚至曾经对江东豪强大开杀戒．现在．孙权却与他们握手言欢．还让他们参与政治．
孙权不是理想主义者．准确地说．他是有目标无理想．所以．孙权并不在乎东汉王朝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而只在乎保住他自己的地盘．他甚至不在乎这个地盘上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只要它姓孙就好．
刘备称帝之后只有两年就驾鹤西去．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国的人．麻烦是在刘备和诸葛亮这边．
刘备的麻烦在于他的宗室身份．这身份让他占了便宜．也让他背了包袱．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指望的．就只剩下刘备．刘备自己打出的旗号．是痛感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欲信大义于天下”．这是刘备的政治资本．也是他的政治包袱．也就是说．他不能像孙权那样随机应变．只能将“反曹兴汉”的旗帜举到底．好在这并没有妨碍他夺取刘璋的风水宝地．虽然刘璋是“宗室”．这也没有妨碍他亦步亦趋地照搬曹操的建国道路．虽然曹操是“汉贼”．曹操称魏王．他就称汉中王．曹丕称魏帝．他就称汉帝．蜀汉建国之前并不麻烦．麻烦是在建国之后．不过．这已经不是刘备的麻烦．而是诸葛亮的麻烦．因为刘备称帝之后只有两年就驾鹤西去．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国的人．
诸葛亮的麻烦在于他的政治理想．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一曰“兴复汉室”．二曰“依法治国”．前一项关乎“天下”．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且不说它．后一项关乎“国家”．是诸葛亮该做．能做．做得到．也做得好的事情．不妨多说几句．实际上诸葛亮的“依法治国”．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正清明的社会．这个政府和社会的状态．用陈寿的话说．就是“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这话．是对诸葛亮治理下蜀国状况的描述．也就是说．是做到了的．之所以能够做到．则因为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也就是说．依法治国延章按：国之初立．当用军政．国之方兴．则思仁政．军政以固政权袪不从．仁政以养生民稳国运．
这就奇怪．这样好的一件事．怎么反倒成了麻烦呢．很简单．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不乐意．因为你要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你要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同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这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
何况诸葛亮为了实现他“兴复汉室”的理想．还不能像孙权搞“吴人治吴”那样．搞什么“蜀人治蜀”．因为蜀汉一旦“本土化”．就必然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哪里还能够北进中原．再说作为一个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诸葛亮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对益州本地的士族和豪强．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平抑．别的不说．单是北伐战争需要的一大笔军费．就得从他们身上出．事实上．只要诸葛亮公平执法．出钱多的就肯定是他们．要想他们没有怨言．除非要么不再北伐．要么不再公平．可惜无论哪一条．都与诸葛亮的理想相悖．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麻烦．而且这麻烦还是死结．解不开的．也就是说．蜀汉只有系铃人．没有解铃人．最后来“解铃”的．就只能是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