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十九 志第九 礼上

晋书卷十九志第九礼上

夫人含天地阴阳之灵，有哀乐喜怒之情。乃圣垂范，以为民极，节其骄淫，以防其暴乱；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妇之义，然后为国为家，可得而治也。传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钻火，志有畅于恭俭，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涧之右，焚封豕于秋林之外，亦无得而阙焉。轩顼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备。或垂百官之范，置不刊之法；或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浇讹，王风陵谢，事睽光国，礼亦愆家。赵简子问太叔以揖让周旋之礼，对曰：‘盖所谓仪而非礼也。’天经地义之道，自兹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训，时无明后，道曀不行。若夫情尚分流，堤防之仁是弃；浇讹异术，洙泗之风斯泯。是以汉文罢再期之丧，中兴为一郊之祭，随时之义，不其然欤！而西京元鼎之辰，中兴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带，启儒门而引诸生，两京之盛，于斯为美。及山鱼登俎，泽豕睽经，礼乐恒委，浮华相尚，而郊禋之制，纲纪或存。魏氏光宅，宪章斯美。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岂所谓致君于尧舜之道焉。世属雕墙，时逢秕政，周因之典，务多违俗，而遗编残册犹有可观者也。景初元年，营洛阳南委粟山以为圆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鱼，陶樽玄酒，非搢绅为之纲纪，其孰能与于此者哉！

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乐器同归，于是齐鲁诸生各携缃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仪范。其吉礼也，则三茅不翦，日观停瑄；其凶礼也，则深衣布冠，降席彻膳。明乎一谦三益之义，而教化行焉。元皇中兴，事多权道，遗文旧典，不断如发。是以常侍戴邈诣阙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权舆，荡近世之流弊，创千龄之英范。是故双劔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兴起礼文，劝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后，王猷渐替，桓温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晖执事，主威长谢，臣道专行。记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礼乐’，岂斯之谓欤！

晋始则有荀𫖮、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周官五礼，吉凶賔军嘉，而吉礼之大，莫过祭祀，故洪范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汉兴，承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京四百余年，故往往改变。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𫖮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损增曰：

臣典校故太尉𫖮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又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又以今礼篇卷烦重，宜随类通合。事久不出，惧见寝嘿。

盖冠婚祭会诸吉礼，其制少变；至于丧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谓异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谓之齐衰，及孔子没而门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达习礼，仰读周典，俯师仲尼，渐渍圣训，讲肄积年，及遇丧事，犹尚若此，明丧礼易惑，不可不详也。况自此已来，篇章焚散，去圣弥远，丧制诡谬，固其宜矣。是以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郑王祖经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𫖮直书古经文而已，尽除子夏传及先儒注说，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当还颁异说，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为今宜参采礼记，略取传说，补其未备，一其殊义。可依准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然后制无二门，咸同所由。

又此礼当班于天下，不宜繁多。𫖮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臣犹谓卷多文烦，类皆重出。桉尚书尧典祀山川之礼，惟于东岳备称牲币之数，陈所用之仪，其余则但曰‘如初’。周礼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约而义举。今礼仪事同而名异者，辄别为篇，卷烦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随类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如此，所减三分之一。

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逮于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脩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晋。丙寅，武皇帝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于上帝，是时尚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令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难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地，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更脩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脩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恒、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此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礼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七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时高堂隆等以为礼祭天不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郊之与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介子执事，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纳之又曰：‘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月望舆驾，无为欲速，而使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也。’于是从纳之议。

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世多以駵驹，汉则但云犊，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庙社同以赤牲。

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汉仪，天子之丧，使太尉告谥于南郊，他无闻焉。

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锺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江左则废。

礼，春分祀朝日于东，秋分祀夕月于西。汉武帝郊泰畤，平旦出行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郊日月，又不在东西郊也。后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西拜日月，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黄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东门之外，又违礼二分之义。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礼。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车驾祀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若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也。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为大。’桉此诏，帝复为亲祀朝日也。此后废。

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汉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齐王亦行其礼。

晋初以文帝配，后复以宣帝，寻复还以文帝配，其余无所变革。是则郊与明堂，同配异配，参差不同矣。挚虞议以为：‘汉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礼，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桉仲尼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上帝非天，断可识矣。郊丘之祀，埽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异体，牲牢品物，质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谓尊严之美，三日再祀，非谓不黩之义，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为明王，没则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报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废，晋初始从异议。庚午诏书，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前太医令韩杨上书，宜如旧祀五帝。太康十年，诏已施用。宜定新礼，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仪。’诏从之。江左以后，未遑脩建。

汉仪，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置桉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礼。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今不解其故。’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以为‘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令也，是以服黄无令’。斯则魏氏不读大暑令也。及晋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陈于玉堦。’然则其日旗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恒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顺时读令者，盖取后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多阙，如此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恒议，依故事阙如不读。’诏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祗述天和隆杀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奏可。

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亲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脩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天下。主者详具其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若无官田，随宜便换，而不得侵人也。’于是乘舆御木辂以耕，以太牢祀先农。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废。

江左元帝将脩耕籍，尚书符问‘籍田至尊应躬祠先农不’？贺循荅：‘汉仪无正有至尊应躬祭之文，然则周礼王者祭四望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𫄨冕，以此不为无亲祭之义也。宜立两仪注。’贺循等所上仪注又未详允，事竟不行。后哀帝复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汉仪，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则迎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魏氏虽天子耕籍，藩镇阙诸侯百亩之礼。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田百亩，躬执耒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临国，宜依脩耕籍之义。’然竟未施行。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享先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窊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籍田千亩，后夫人躬蚕桑宫。今陛下以圣明至仁，脩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坤道未光，蚕礼尚阙。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昔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脩，由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脩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蚕于西郊，盖与籍田对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东。取列侯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先桑二日，蚕宫生蚕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祠毕撤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设飨宴，赐绢各有差。

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祀。’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宗庙，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亲耕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论据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众庶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

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桉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社，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见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敕，尚书召诰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义也。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明稷无牲矣。说者曰，举社则稷可知。苟可举社以明稷，何独不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

周礼封人掌设社壝，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社稷则𫄨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社壝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何从而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门，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稷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旧，一如魏制。’其后挚虞奏，以为：‘臣桉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则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设王之社壝”，又有军旅宜乎社，则王社也。太社为群姓祈报，祈报有时，主不可废。故凡祓社衅鼓，主奉以从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书召诰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诗称“乃立冢土”，无两社之文，故废帝社，惟立太社。诗书所称，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礼之明典，祭法之正义。前改建庙社，营一社之处，朝议斐然，执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发明诏，定二社之义，以为永制。宜定新礼，从二社。’诏从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祐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来造。’

汉仪，每月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后二日，牵牛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长冠，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袴袜以行礼，如故事。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劔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劔，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

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咨尚书令荀彧。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邵由此显名。至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桉尚书符，若日之有变，便击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后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邵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邵为不得礼意，荀彧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邵论灾消异伏，又以梓慎、裨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而邵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引此，可谓失其义旨。刘邵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然荀令所言，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误矣，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邵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侥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议。

尚书‘禋于六宗’，诸儒互说，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时疑其事，以问王肃，亦以为易六子，故不废。及晋受命，司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应特立新礼，于是遂罢其祀。其后挚虞奏之，又以为：‘桉舜受终，“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则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灵也。周礼肆师职曰：“用牲于社宗。”党正职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师之宗，与社并列，则班与社同也。党正之禜，文不系社，则神与社异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则贵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则周礼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汉光武即位高邑，依虞书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礼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议其神，朝士纷纭，各有所执。惟散骑常侍刘邵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是时考论异同，而从其议。汉魏相仍，著为贵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其兴之，则莫敢废之。宜定新礼，祀六宗如旧。’诏从之。

礼，王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大厉、户、灶。仲春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诗丝衣篇，高子曰灵星之尸。汉兴，高帝亦立灵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灶；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汉仪云，国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礼颇轻于社稷，则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星庙。立夏祭灶，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坛心星庙。元康时，洛阳犹有高禖坛，百姓祠其旁，或谓之落星。是后诸祀无闻。江左以来，不立七祀，灵星则配飨南郊，不复特置焉。

左氏传‘龙见而雩’，经典尚矣。汉仪，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尚旱，郡县各埽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之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则禜祭，赤帻朱衣，闭诸阴，朱索萦社，伐朱鼓焉。

周礼，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社稷、五土、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兆四类四望，亦如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长安，使使者以璧币礼祠华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论脩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顺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及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也，旧台选百户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又复隳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惑，渐以繁滋。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脩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众，咸蒙德泽。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祅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黩。’时不见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车而封先代之后，盖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圣而终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汉元帝，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后。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脩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礼改以孟秋之月，以应秋政。挚虞以为：‘桉虞书，皋陶作士师，惟明克允，国重其功，人思其当，是以狱官礼其神，系者致其祭，功在断狱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学之设，义重太常，故祭于太学，是崇圣而从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轻也。律非正署，废兴无常，宜如旧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义取重生，改用孟秋，以应刑杀，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礼，皆如旧。’制：‘可。’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桉汉仪则仲夏设之，有桃印，无磔鸡。及魏明帝大脩禳礼，故何晏禳祭议鸡特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龙元年，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曰：‘昔圣帝明王脩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祝史荐而无愧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祅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祅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差，礼文详矣。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继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亲执馈奠，如家人礼。桉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邺庙。庙之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

文帝甄后赐死，故不列庙。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归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祀，非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别立寝庙。’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邺。四月，洛邑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邺庙。

魏元帝咸熙元年，进文帝爵为王，追命舞阳宣文侯为宣王，忠武侯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谥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庙。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议奏：‘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辩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远旨。昔舜承尧禅，受终于文祖，遂陟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七月，又诏曰：‘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于祗奉神主，情犹未安，宜更营造。’于是改创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任茂议以为夏侯初嫔之时，未有王业。帝不从。太康元年，灵寿公主脩丽祔于太庙，周汉未有其准。魏明帝则别立平原主庙，晋又异魏也。六年，因庙陷，当改脩创，群臣又议奏曰：‘古者七庙异所，自宜如礼。’诏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于礼无废，于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其便仍旧。’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尔。庙成，帝用挚虞议，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导从皆如帝者之仪。及武帝崩，则迁征西，及惠帝崩又迁豫章。而惠帝世愍怀太子、二子哀太孙臧、冲太孙尚并祔庙，元帝世，怀帝殇太子又祔庙，号为阴室四殇。怀帝初，又策谥武帝杨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阳陵侧，别祠弘训宫，不列于庙。

元帝既即尊位，上继武帝，于元为祢，如汉光武上继元帝故事也。是时，西京神主堙灭虏庭，江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位虽七室，其实五世，盖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故也。于时百度草创，旧礼未备，毁主权居别室。至太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太常恒言：‘今圣上继武皇帝，宜准汉世祖故事，不亲执觞爵。’又曰：‘今上承继武帝，而庙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并以为惠、怀及愍，宜别立庙。然臣愚谓庙室当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推此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祠七庙之礼。’骠骑长史温峤议：‘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且光武奋劔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务神其事，以应九世之谶，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尝，于继既正，于情又安矣。太常恒欲还二府君，以全七世，峤谓是宜。’骠骑将军王导从峤议。峤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为一世，则不祭祢，反不及庶人。’帝从峤议，悉施用之。于是乃更定制，还复豫章、颍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怀、愍三帝自从春秋尊尊之义，在庙不替也。

及元帝崩，则豫章复迁。然元帝神位犹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颍川又迁，犹十室也。于时续广太庙，故三迁主并还西储，名之曰祧，以准远庙。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庙，配飨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统，以兄弟一世，故不迁京兆，始十一室也。

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昔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初权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太常冯怀表续太庙奉还于西储夹室，谓之为祧，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远祖，长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谟议：‘四府君宜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就太庙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后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护军将军冯怀议：‘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立别室藏之，至殷禘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迁主宜在宣帝庙中。然今无寝室，宜变通而改筑。又殷祫太庙，征西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同，曰：‘太祖虽位始九五，而道以从畅，替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议：‘礼“去祧为坛，去坛为𫮃”，岁祫则祭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𫮃。’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喜荅曰：‘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魏朝议者云应埋两堦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侧室而祭，则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无祭。’是时简文为抚军将军，与尚书郎刘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旧仪。’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宣荅曰：‘舜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世远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堦。宜思其变，则筑一室，亲未尽则禘祫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博士张凭议：‘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后之毁主，凭桉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禹不先鲧，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于是京兆迁入西储，同谓之祧，如前三祖迁主之礼，故正室犹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为兄弟，无所登除。咸安之初，简文皇帝上继元皇，世秩登进，于是颍川、京兆二主复还昭穆之位。至简文崩，颍川又迁。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昔建太庙，每事从俭，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中徐邈议：‘圆丘郊祀，继典无二，宣皇帝尝辩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四庙在上，未及迁也，故权虚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事七之义矣。又礼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庙，盖谓支胤援立，则亲近必复。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耳。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虽禘祫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庙，世远应迁，然后从食之孙，与之俱毁。明堂方圆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辨。桉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车胤议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从俗乎？九服咸宁，河朔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时朝议多同，于是奉行，一无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庙殿，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各一间，合十六间，栋高八丈四尺。备法驾迁神主于行庙，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孙各用其位之仪服。四主不从帝者之仪，是与太康异也。诸主既入庙，设脯醢之奠。及新庙成，神主还室，又设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母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立庙太庙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迁，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义熙元年四月，将殷祠，诏博士议迁毁之礼。大司马琅邪王德文议：‘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则毁主不设，理可推矣。宜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农徐广议：‘四府君尝处庙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禘飨永绝也。’太尉咨议参军袁豹议：‘仍旧无革，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时刘裕作辅，意与大司马议同，须后殷祠行事改制。会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禄终焉。

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一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后不作乐。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甯奏：‘桉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

魏故事，天子为次殿于庙殿之北东，天子入自北门。新礼，设次殿于南门中门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门。挚虞以为：‘次殿所以为解息之处，凡适尊以不显为恭，以由隐为顺，而设之于上位，入自南门，非谦厌之义。宜定新礼，皆如旧说。’从之。

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秦汉久废。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谥策于南郊。自是迄晋相承，告郊之后仍以告庙，至江左其礼废。至成帝咸和三年，苏峻覆乱京都，温峤等立行庙于白石，复行其典。告先君及后曰：‘逆臣苏峻，倾覆社稷，毁弃三正，污辱海内。臣侃、臣峤、臣亮等手刃戎首，龚行天罚。惟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灵，降鉴有罪，剿绝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庙。臣等虽陨首摧躯，犹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师。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僭差无礼，人神弗佑。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是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索𬘭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

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