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礼之源

礼是什么？礼的起源在哪里？礼是怎样产生的？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从历史及典籍中寻找答案。

物畜然后有礼

《管子·牧民》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太史公司马子长_司马迁更补充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_{《史记·货殖列传》}”

的确，礼必定是解决衣食问题后才能兴起，但这仅仅是兴起礼的物质条件。古代许多文明都跨过了“仓廪”、“衣食”这道门槛，但其后，并不是每个文明都兴起礼仪，甚至有的民族在解决衣食之需后，变的更具有侵略性、野蛮性。为何只有华夏民族如此推崇礼仪，并被公认为“礼仪之邦”？其主要因素，在于华夏古典人文精神。

华夏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四大文明共同之处在于：皆是“原生文明”。什么叫原生文明呢？就是族群面对自然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经验，独自发展起来的文明体系，其主体架构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原生文明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使用象形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印章文字，皆是象形文字。对比古埃及文字和甲骨文，会发现许多字如此相似，因为即使相隔万里，人们对自然万物的印象是相同的。而现代字母文字的源头是古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腓尼基商人的记账符号，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另起之枝叶。古希腊和古罗马则又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创造出希腊字母及拉丁字母，相应地叫次生文明。

原生文明有两项特点：一是自然崇拜，二是注重人文积累及传承。正因为这两项特点，原生文明才能积累、发展起来，否则必然难以进步，甚至退化。《礼记》曰：“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文基础上，华夏文化不断积累、传承。可惜的是，其它原生文明皆在战争与动乱中消亡了。

礼始于原始孝道

《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从其初。”

上古礼的产生，始于饮食，那时人们尚未发明陶器，将谷物、小猪置于石头上焙烤，凿地当酒尊_{尊：饮酒器}，双手捧起来饮，用土块当鼓槌，垒土当鼓，并认为用同样方式，亦可礼敬“鬼”、“神”。

等到他们死去，其家属就上到屋顶向北方高喊：“皋，某复。_{喂！某某回来吧！}”招魂之后，将生稻、生米含于死者口中，送葬时，用草叶包着熟食作为祭品送他上路。如此向天上招魂，在地下埋葬，肉体入之于地，灵魂升之于天，所以死者头皆朝北，生者皆向南。皆用古人初始之仪。

上古时代，人少而禽兽多，如此生存条件下，人们必须注重文化、知识、技能的积累，因为只有积累、传承，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能力。积累、传承，促使人们必然要尊敬父母、长辈，因而产生最初的孝道。而后起的文明，则可以向先前的文明学习。

孝道的产生，使子女必定要为父母做些奉食、倒水_酒等诸事。久之，恭敬之心更深。认为若父母去世后_{即成为“鬼”后}，依然可以奉食、倒水_酒于灵位或坟墓前，以表达孝心，最初的祭祀之礼即由此而生。直至现代，不论中外，人们缅怀亲人的方式，仍是献物品至坟或灵位前。不同的是，传统中国人献的是衣食之物，欧洲人献的是花。

亲人刚去世时，不免有悲戚挽留之情，所以到屋顶等高处高喊“皋，某复。”，希望将死者鬼魂重新召回来，从中原地区来看，北方寒冷，属幽阴，南方炎热，属明阳。所以安葬死者的方式，是头朝北，以示归于幽阴。这便是最初的丧礼。

鬼，是指人去世后的状态。

《说文解字》：“人所归为鬼”

《礼记·檀弓下》：“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

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重新回到了未出生前的状态，所以叫鬼，即“归”之意。骨肉等物质组成，源于土地，死后重归土地，也是自然循环。灵魂，亦即精神、意志等，则像气一样升腾、发散于天地之间。“鬼”的字形，便是描绘的这个场景。

自左至右分别是鬼字的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骨刻原图

至于将“鬼”认为是害人的“厉鬼”，则是由于魏晋之后受宗教及民间志怪故事影响的缘故。

孟子亦对丧礼之源作过论断：

《孟子·腾文公上》：“孟子曰：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孟子认为：也许上古时代曾经有不安葬父母亲者，仅仅将遗体丢在山沟里。他日经过那里，只见狐狸在撕食尸体，蚊蝇叮咬尸体。因此痛心而流汗，惭愧而不敢正视。流汗，是内心的愧疚表露于面目。于是回去拿锄头土畚将尸体掩埋。若掩埋尸体确实是对的，那么，孝子仁人安葬自己的父母亲也必定符合道理。

最初的人类并没有要掩埋亲人遗体的观念，孟子的推断，完善的阐释出为何要安葬亲人遗体。由此，可断定丧礼的兴起，是由孝道而延伸。

金文中的“礼”字

礼字，左边为“示”，在文字训诂学中，左边为“示”的字，都与祭祀有关，《说文解字》引《周易·系辞上》曰“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说明“示”是上天显示给人的吉凶征兆。右边为“豊”，下部的“豆”，本义为容器，上部为容器中的贡品。表示以向上帝或祖先献祭供奉。容器中的贡品，有人认为是玉，有人认为是谷物。玉含有道、德、仁、义、礼、智、忠、信、乐等喻意；谷物表示对农神及农业的敬重。不论贡品是玉还是谷物，皆是表达崇敬之心。

礼起于风俗

《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说文解字》云：“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_同‘虺’”。万物因受春风而复苏，引申之意，人类生活亦因“风”而动。故因自然环境而成之习谓之风；随他人好恶及习性而成之习惯，谓之俗。此处可以总结两点：一、风俗是人类社会必有的。各地域、民族的独特文化，皆是其风俗所成；二是风俗有显著地域特点，不同地域，受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风俗必不同。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积累起丰富的经验。由于地理、气候、人文等差别，不同的族群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久之，自然形成各异的习俗。

《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金文中的“夏、夷、蛮、戎、狄”五字

地域、气候等自然环境的不同，必然造成生活习俗的不同。“夷”、“蛮”、“戎”、“狄”四字，是对四方不同族群生活及其环境的形像表达。与四方相对，“中国”之人曰“夏”。金文中的“夏”，是双手扶犁耕作的会意。“夷”，是“人”背负“弓”，表明东方之人善于射箭；“蛮”，上部两侧为“糸”，表示绳索，中间的“言”，大概是由绳索捆绑固定的木架结构，亦或指人在上面言语。表示人在木构建筑上居住，下面是“虫_虺”，即蛇，表明南方蛇较多，人们要住在搭建的高台上。现今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然是这样居住。“戎”，本意指兵器，表明西方之人经常战争，周王朝立国前后，长期受到来自西戎的军事威胁。“狄”，左边一个动物，右边一堆篝火，形像的表明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

游牧、打猎、战争，以及多蛇虫之害，生活皆不稳定。衣食难有稳定保障，甚至人们要经常迁徙，此类民俗基础上，难以形成系统的礼仪。而只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夏”人，有条件在自身民俗的基础上，制定出系统、规范、完善的礼。所以，礼是风俗升华而成，本亦是风俗，但又不是普通的风俗。是更加文明、进步，并能泽被四方的“风俗”。

风俗升华为礼，要以道、德、仁、义为标准，进行“损”、“益”。比较野蛮、愚昧之风俗，必然要去除，比如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治理了当地用少女献祭河伯的陋俗。一些文明、进步的风俗，则要强化、增加，比如尊老敬贤之风，古代有“乡饮酒礼”，由各乡大夫等地方长官操办，目的是尊敬一乡之老者、贤者，并由此形成普遍的尊老之风。

风俗一旦升华为礼，则成为通行的行为规范，它与道德相关，若违背，则会受到舆论道德的谴责，故曰：“无礼则败常乱俗”。

华夏与其它民族一样，逐步由蛮荒进入文明。这个过程，就是文化一点点积累，形成民俗，再升华为礼的过程。

《礼记·礼运》：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与其越席，疏布以幂。衣其瀚帛，醴盏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

“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上古之时，未有宫室房屋，人们冬季垒土窟而居，夏则堆柴为窠而住。不知火化食物，生食草木之果实，鸟兽之肉，茹毛饮血。无麻丝以制衣服，穿鸟兽之羽、皮。

后世圣人作起，教人修治火具，制范铸金，调合泥土。以此来制作台榭、宫室、牖户；以炮制烧烤食物，制作醴酒醋浆，治麻丝以为布帛，以制衣冠。进而以此方式来给养生者，礼敬死者，事奉鬼、神、上帝，皆是仿古之初，以示不忘本。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概犹此也。此祭礼之所以成也。

故当祭祀时，玄酒置于室，醴盏_皆为酒名置于户，粢醍奉于堂，澂酒置于下。陈设牺牲祭品，备置鼎俎食器，陈列琴、瑟、管、磬、钟、鼓以奏乐，修祝嘏以祷告。以此迎降上帝、神灵及先祖。以此祭祀之礼，正君臣之义，笃父子之亲，睦兄弟之合。以齐上下之心，定夫妇之所归。此谓承天之福禄。

作祝辞以告鬼神，先献祭以玄酒，后荐以牺牲之血毛，再以俎献生肉，然后献以熟排骨。主人、主妇亲践蒲席，以疏布_粗布为幂蒙盖祭品。服祭服，献以醴、盏，荐上燔肉炙肝。主人与主归交替进献，以嘉善祖先之魂魄，以慰藉祖先灵魂之寂寞。

然后取回献祭之腥、殽，置于镬中合烹。犬豕牛羊之肉，分类放于簠、簋、笾、豆、铏、羹中。以祝辞表达孝心，以嘏辞表达感恩之心。是谓“大祥”，此即为礼之大致。

现代考古历史学，也揭示了人类从生食到熟食，从茹毛饮血，到文明进步的过程。正因华夏民族“不忘其所由生”的人文精神，所以将这些历史记忆代代流传至今。而其它民族大多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归结于神话。

由上段《礼记·礼运》所述可知，礼之所成，是祖先感于天地及父母生养之恩，故在孝道及“事死如事生”之道义上，发展而成，本为赤诚之心所致。这些，皆源于华夏的人文、风俗。良好的风俗，不仅值的推广，甚至能直接吸引民众主动学习。

《论语·颜渊》：“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比喻：“君子之德就像风，百姓之德就像草，草遇到风，必然随风而动。”意谓良好的美德，必然被大众广泛学习，直至今天，有美德之人、事，仍然会被大众赞扬。

《诗经》中有《国风》，正是十五个国家广为传颂的民歌，被当时的政府搜集录入《诗经》中，以便更广泛的传颂，教化百姓。东汉儒者郑康成介绍《国风》之“风”曰：

《毛诗正义·郑氏笺》：“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意即谓用《诗经》教化，以礼立身处事，以乐养性情。

礼源于社会管理

《礼记·乐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人初生时，未有情欲，静禀于自然，这是天性。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心遂物动，是性之所欲也。外物繁多，会意之物则爱好，不会意之物则嫌恶，好恶之心由此生矣。有好恶之心形之于外，则必有所分别。若好恶之心不据道理_礼以反省对错，必然放纵情欲、行为，如此，则天生而静之情性亡失。

外物繁多，故其感触内心之力无穷。若人之好恶之心无节制。则内心及行为必被外物所诱导。内心被物所诱导，必因追求物质而放纵性情及欲望，从而会完全泯灭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个人贪欲嗜好。此风若起，必然有人施奸诈以欺骗愚钝者；胆大者欺负胆小、弱小者；疾病患者无人照顾、治疗；年老、年幼及孤独无助的弱势群体，将无人照顾、理会。如此，必然乱象丛生。

所以先前圣王制作礼、乐，使人们有所节制。用衰麻哭泣之丧礼，节制人们丧亲哀痛之心。使哀痛之心不足者，不至于不哀泣亲人，使哀痛之心过度者，不至于哭坏身体。用钟、鼓、干、戚来表演音乐、舞蹈，引导和抒发人们安祥和快乐之情。用婚姻及冠笄之别，引导人们男女有别，用射、乡食飨之礼仪，管理人们的交际，以防人与人之间发生侵犯权益的事。礼可以节制民众的好恶之心，乐可以引导、抒发民众的心情；政令用来管理民众行为；刑律用来防止个别作奸犯科者。礼、乐、刑、政这四样事能做到通达，相互协调配合，不相悖逆，则王道就具备了。

这里要解释一下“王”

《说文解字》：“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李阳冰_唐代曰：‘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

所以，典籍中的“先王”，指的是参通天、地、人三才之道者，民众推选其为领袖，名曰“王”。“王道”，指的是达到天、地、人三才相互和谐统一之道，若治理天下达到“王道”，便是“天下大治”，即今之所谓“和谐社会”。

荀子亦对礼之所成有所论述：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荀子所论，与《礼记·乐记》中所述大意相同，先圣先贤皆以此义制订礼仪。究其缘由，礼的作用，是使人们有所节制，不会因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从而使社会能够和谐、稳定、长期的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要统一调度，偕同合作，必然需要统一的管理。在这个前提下，古巴比伦选择用法律管理，古印度用宗教管理，而华夏先祖选择用礼乐来教化民众，然后用政令统一调度，用法律来作为补充，以惩治个别作奸犯科者。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华夏的管理，更具人文精神。历史亦证明，华夏先祖的管理更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