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遍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

譯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萬事萬物，而是明察君主所應掌握的東西。有道術的君主，不是一切都親自去做，而是要明了治理百官的根本。

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奸止。奸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為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偽詐之曹遠矣。

譯明了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國家太平。明察君主所應掌握的東西，因而大權蝕攬，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麼遊說的不來，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虛飾，而事實也能顯現了。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會，人民不好說空話假話，不好流言邪說。賢德的與不賢德的各自都恢復其本來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對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飾，保持敦厚純樸的品行，以此來侍奉自己的君主。這樣，對靈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聰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變動他們的官職。變動了官職，他們各自就能勝任自己的職務了。所以，對有職位的人就要求他們安於職位，不聽他們的議論，對沒有職位的人就要求他們的實際行動，用以檢驗他們的言論。這兩種情況都明察了，那麼無用之言就不能進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愛惜之心，以虛無為根本，來聽取有用之言，這就叫做聽朝。凡是聽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義，共同確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麼講求理義的人就會到來了，法度的效用就會確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會退去了，貪婪詐偽之徒就會遠離了。

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眾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

譯所以，治理天下的關鍵在於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關鍵在於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關鍵在於研習道術，研習道術的關鍵在於懂得天性。所以子華子說：『君主應該求深入而不求廣博，謹慎地守住根本，喜愛正性。與眾人不相同，而要致力於學得駕馭臣下的能力。完全學到了這種能力，四方就會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卻能達到相同。這就是神農之所以興盛，堯、舜之所以名聲卓著的原因。』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

譯君主認為自己聰明卻認為別人愚蠢，認為自己靈巧卻認為別人笨拙，這樣，那麼愚蠢笨拙的人就請求指示了，靈巧聰明的人就要發佈指示了。發佈的指示越多，那麼請求指示的就越多。請求指示的越多，就將無事不請求指示。君主即使靈巧聰明，也不能無所不知。憑着不能無所不知，應付無所不請，道術必定會窮盡。當君主卻經常被臣下弄得道術窮盡，又將怎樣治理人民昵？窮盡了卻不知道自己窮盡了，又將犯自高自大的錯誤。這就叫做受到雙重阻塞。受到雙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國家了。所以有道術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卻布親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卻不發佈指示。去掉想像，去掉猜度，清靜地等待時機。不代替臣子講話，不搶奪臣子的事情做。審察名分和實際，官府之事讓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為根本，把詢問臣子怎麼辦作為寶物。比如堯說；『怎樣做才能像日月那樣普照人間？』舜說；『怎樣做才能使四方邊遠之處歸服？』禹說；『怎樣做才能治服青丘國，使九陽山、奇肱國受到教化？』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

譯趙襄子當改之時，用任登當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帳簿時，向襄子推薦道：『中牟有個人叫膽胥己，請您召見他。』襄子召見膽胥己以後讓他當中大夫。相國說；『我料想您對這個人只是耳聞，尚未親眼見到其為人如何吧!當中大夫，竟是這樣容易嗎？這不是晉國的成法。』襄子說：『我提拔任登時，已經耳聞並且親眼花繚亂見到他的情況了。任登所舉薦的人，我如果還要耳聞並且親眼見到這人的實際情況，這樣，用耳朵聽、用眼睛觀察人就始終沒有完了。』於是就不再詢問，而讓膽胥己當了中大夫。襄子還需做什麼呢？他只是任用人，那麼賢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獻出來了。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托於船，致遠者托於驥，霸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裏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仆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裏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譯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職卻不讓他做事，或者讓他做事卻與不了解他的人議論他。橫渡長江的人靠的是船，到遠處去的人靠的是千裏馬，成就王霸之業的人靠的是賢人。伊尹，呂尚、管夷吾、百裏奚，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業的人的船和千裏馬啊。不任用父兄與子弟，並不是疏遠他們；任用廚師、釣魚的人與仇人、奴僕，並不是偏愛他們。保住國家、建立功名的原則要求君主不得不這樣啊。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築官室一樣，測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術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數了。所以小臣伊尹、呂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業了，管夷吾、百裏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齊、秦要成就霸業了。他們豈只是船和千裏馬啊？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譯成就王業霸業的當然要有人，亡國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紂重用惡來，宋國重用唐鞅，齊國重用蘇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們要滅亡了。不任用賢人卻想要建立功業，這就好像在夏至這一天卻想讓夜長，射魚時衝着天卻想射中一樣。舜、禹對此尚且辦不到，更何況平庸的君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