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

譯春氣到來草木就生長，秋氣到來草木就凋零。生長與凋零，是節氣支配的，不是它們自然而然會這樣的。所以支配者一出現，萬物沒有不隨之變化的，支配者不出現，萬物沒有可以發生變化的。古人能夠審察支配者的情況，所以萬物沒有不能被自己利用的。

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奸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繫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

譯賞罰的權力，這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施加賞罰符合道義，那麼忠誠守信相親相愛的原則就會彰明。彰明長久而且日益增加，人們就象出於本性一樣信守它，這就叫做教化成功。教化成功了，那麼即使有厚賞嚴刑也不能禁止人們去實行。所以善於進行教化的人，根據道義施行賞罰，因而教化能夠成功。教化成功了，即使施行賞罰也不能禁止人們去實行。施行賞罰不恰當也是這樣。奸詐虛偽賊亂貪暴的原別興起，長期興起而且不能平息，人們就象出於本性一樣照此去做，這就跟戎夷胡貉巴越等族的人一樣了，即使有厚賞嚴刑也不能禁止人們這樣做。郢人用兩塊夾板築土牆，吳起改變了這種方法因而遭到怨恨。氐族羌族的人，他們被俘虜以後，不擔心被捆綁，卻擔心死後不能被焚燒。這些都是由於邪曲造成的。再說，邪曲形成了，就會對人民有害處。用賞罰改變這種情況，人民就會感到安樂。所以施加賞罰，不可不慎重啊。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 『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淆；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

譯從前晉文公要跟楚國人在城濮作戰，召來咎犯問他說：『楚國兵多，我國兵少，怎樣做才可以取勝?』咎犯回答說。『我聽說禮儀繁雜的君主，對於禮儀的盛大從不感到滿足，作戰頻繁的君主，對於詭詐之術從不感到滿足。您只對楚國實行詐術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話告訴了雍季，雍季說：『把池塘弄乾了來捕魚，怎能不獲得魚?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魚了，把沼澤地燒光了來打獵，怎能不獲得野獸?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野獸了。詐騙的方法，雖說現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後就不能再得利了，達不是長久之計。』文公採納了咎犯的意見，因而在城濮打敗了楚國人。回國以後行賞，雍季居首位。文公身邊的入勸諫說：『城濮之戰的勝利，是由於採用了咎犯的謀略。您採納了他的意見，可是行賞卻把他放在後邊，這或許不可以吧！』文公說：『雍季的話，對百世有利，咎犯的話，只是顧及一時。哪有把只顧及一時的敞在對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孔子聽到這件事以後，說：『遇到危難用詐術，足以打敗敵人；回國以後尊崇賢人，足以報答恩德。文公雖然不能堅持到底，卻足以成就霸業了。』賞賜重人民就羨慕，人民羨慕就能成功。靠詐術成功，即便成功了，最終也必定毀壞，即便勝利了，最終也必定失敗。普天下取得過勝利的人很多，可是成就霸業的才五個。文公作為其中的一個，知道勝利是如何取得的。取得了勝利如果不知這勝利是如何取得的，那就跟沒有取得勝利一樣。秦國戰勝了戎，但卻在淆打了敗仗，楚國戰勝了中原國家，但卻在柏舉打了敗仗。周武王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打了一次勝仗就稱王於天下了。各種詐術充滿國家，國家不可能安定，禍患不只是來自國外啊！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 『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為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逾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邪？

譯趙襄子從晉用的圍困中出來以後，賞賜五個有功勞的人，高赦為首。張孟談說：『晉陽之事，高赦沒有大功，賞賜時卻以他為首，這是為什麼呢?』襄子說，『我的國家社稷遇到危險，我自身陷於憂困之中，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禮的，只有高教。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邊。』孔於聽到這件事以後，說；『襄於可以說是善子賞賜了。賞賜了一個人，天下那些當臣子的就沒人敢於失禮了。』趙襄早用這種辦法治理軍隊，軍隊就不敢輕慢。他向北滅掉代國，向東威逼齊國，讓張孟談越出城牆暗中去跟魏桓、韓康約定日期共同攻打智怕，勝利以後砍下智伯的頭作為酒器，終於奠定了三家分晉的局面，難道不是施行賞罰恰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