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9 01:06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踩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廖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浚一簡幸達致之。
譯文
來信已收到，得知您最近在學問上大有進步，欣喜難以言表。認真閱覽數遍，其中呈還有一兩處不太透徹，那僅是因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純熟，當功夫純熟時，這種現象自然會不復存在。例如趕馬車，已經行走在康莊大道上，有時出現的迂迴曲折，那是由於馬性還未調養好，或者是韁繩馬勒還不夠整齊，但已經在康莊大道之上，拐到小道上的情況絕對是不會有的。最近，海內諸多朋友中達到您這一步的尚不多見，我甚感欣慰。這正是聖道的一大幸事。從前我就有咳嗽怕熱的疾病，近來在炎熱的地方，病情復發得更厲害。皇上英明洞察，託付的責任重大，又不敢推辭。地方上的眾多軍務，均是帶病處理的，好在如今動亂已經平定，並向皇上呈請回家養病，若能在家鄉避暑，也許能夠痊癒。我即將返鄉，伏枕寫信，訴不盡傾慕和企盼。另外，捎給惟浚 ( 陳九川 ) 的書信請代為轉達。
評析
這封信是王陽明給好友聶文蔚 ( 名豹，江西永豐人，官至兵部尚書 ) 的第二封信，也是王陽明的絕筆書信。嘉靖七年 ( 公元1528年 ) 十月寫於廣西。其時王陽明肺病再度加劇，遂上疏告歸故裏，十一月二十九日，歸途中卒於江西南安。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雲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痴呆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譯文
來信所問的問題，草草略作答覆。近年來山上講學的人，常常說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艱難。向他們詢問個中原由，他們以為剛用了一點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難掌握。我接着問他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他們不能作答，反過來問我。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裏講學只說一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時每刻去『集義』。若時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時又出現間斷，這就是忘，就必須『勿忘』。時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時又想求速效，這就是助，就必須『勿助』。這種工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着提醒警覺的作用。如果工夫本來沒有間斷，就不用說『勿忘』；本來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說『勿助』。這工夫是何等的明白簡易、何等的灑脫自在！此刻不到『必有事』上下功夫，則空守着一個『勿忘勿助』，這就有如生火做飯，鍋裏還未燒水下來，而一味去添柴加火，最終不知能燒出個什麼名堂？只怕還沒調好火候，灶上的鍋早已先行破裂了。最近，那些專門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們犯的毛病正是如此。成天憑空去做一個勿忘的工夫，又憑空去做一個勿助的工夫，無邊無際，完全沒有切實的下手處，到頭來工夫也只做個死守空寂，變成一個痴呆漢。剛碰到一點難題，就心煩意亂，不能妥善應付，及時作處理。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憂勞困苦，錯過了一生時光，這都是學術耽誤了他們，太可悲了！
評析
【荀子·勸學】中有這樣一段話：『蚯蚓沒有銳利的爪牙，沒有強勁的筋骨，在地上層吃泥土，在地下層喝泉水，它的用心是一致的。螃蟹八隻腳，兩個螯，沒有鯰魚、鱔魚的窩，它就無處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所以，沒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沒有光明的智慧；沒有隱微的行為，就沒有顯著的功勳。』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其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譯文
『必有事焉』僅為『集義』，『集義』僅為『致良知』。說到集義時，或許一時還把握不住關鍵所在。說到致良知，那麼一時間就可實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說致良知，隨時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實實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誠意。實實在在地致良知而無絲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實實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會有忘的毛病；無絲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會有助的毛病。因此，說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時，也就不用再說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張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告子主張強制人心，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談助長的危害。告子的助長，亦是因為他以為義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長的毛病。若時時從己心上去『集義』，那以，良知本體自會洞明，自會明辨是非，絲毫也不能逃脫。又怎麼會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毛病呢？孟子『集義』、『養氣』的主張，對後來的學問固然有很大貢獻，但他也是因病施藥，說個大約，不比【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簡煉，徹頭徹尾，永無弊病。
評析
王陽明為了論證『致良知』說，強調【大學】、【中庸】的宗旨是合一的。他認為，【中庸】的『慎獨』就是【大學】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個人的內心省察和主觀努力；『獨』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萬物的絕對本體。所以，『慎獨』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體的工夫。與孟子『集義』說大同小異。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譯文
聖賢講學，常常是因時事而發。他們所說的好象各不相同，但其中工夫的根本卻是一致的。在天地之間，原本僅有這個性，僅有這個理，僅有這良知，僅有這件事。因此，只要是就古人論學上說工夫，就不用摻雜搭配，自然地吻合貫通。若認為需要摻雜搭配地講解，那是因為自己的工夫不夠純熟。近來，有人認為集義的功夫必須搭配良知後才能完備，這是他們對集義工夫的理解還不透徹。集義的功夫還不透徹，正好成了致良知的負擔。主張致良知這一功夫必須與勿忘勿助搭配起來才能明白，這是因為致良知的功夫還不純熟，致良知的功夫不純熟，又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負擔。這些都是在文義上勉強地解釋，以求融匯貫通，還未曾就自己實在的工夫上體悟，所以說得越細緻，就會相差得越遠。您的觀點，在『大本達道』上不存問題。至於致知、窮理、勿忘勿助等觀點，有時也有摻雜搭配之處，但這正好是我上面講的，在康莊大道上出現的迂迴曲折的情況。等到功夫純熟後，這種情況自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評析
聖賢們的學說，雖說法不一，其中的內涵是一致的；人所處的環境天各有別，但本性、智能沒有什麼兩樣。本性，雖是我們所不能造作的，然而是可以轉化的；致知、窮理的功夫，雖是我們原本沒有的，然而可以造作。所以，道，不是天道，也不是地道，終歸還是人道。人道，就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