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弄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取弊矣．遲速．深淺．變化錯乎其中．是故參差難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
議曰：孫卿云：『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則天不能禍．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若星墜．木鳴．天地之變．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險失人．田荒稼惡．米貴人飢．道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
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亂．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其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助勸．若此則亂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理之．紂之所亂．武王理之．
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變政而人易教．則安危治亂存上之發政也．豈可爲有命哉．』
昔梁惠王問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爲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
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域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戰備矣．謀而守之．
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天宮之陣．曰背水陣者．爲絕軍．向坂陣者．爲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漳水．向山之坂．以萬二千擊紂之億有八萬．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宮之陣哉．然而不勝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己智者．謂之天子．」以是觀之．人事而已按．孫卿．墨翟．尉繚之說．言吉凶禍福在於人矣．周公戒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年．其在高宗．喜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九年．其在祖甲．愛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於庶人．弗侮鰥寡．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佚．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嗚呼．嗣王其鑑於茲．』
【史記·陳世家】曰．『陳．舜後也．周武王封之陳．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禪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氏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又【南越傳】云：『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繼於人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爲君主．勾踐一稱伯．蓋禹之烈也．』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也．幽王以爲司徒．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國興．」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氏．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武王封虞叔於唐．其地險阻．以此有德．若周衰．必並興矣．』
按．周公．馬遷．太史伯之談．言興亡．長短必於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語其詳．嘗試論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靈雖陰騭下人．定於冥兆．然興亡．長短．以德爲准．若德循於曩．則命定於今．
然則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則吉凶禍福不由天也．命定於今則賢聖．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此運命之至矣．
【易】曰：『窮理盡性以致於命．』此之謂也．
議曰：夫吉凶有人．興亡在德．稽於前載．其在德必矣．今論者以堯舜無嗣．以爲在命．此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興者．若使傳子．則功臣之德廢．何以言之．昔鄭桓公問太史伯曰：『周衰．何國興．』對曰：『昔祝融爲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子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贏姓．伯翳之後．伯翳佐舜懷柔有物．若周衰．必並興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復後．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由此言之．安在其無嗣哉．又曰：『楚師屠漢卒．濉水梗其流．秦人坑趙士．沸騰若雷震．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孰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對曰：宋景公之時．螢惑在心．公懼．問子韋．子韋曰：『心者．宋野也．禍當在君．雖然．可移於人．』據此言．則君有禍．人當受之．若當君厄舍之時則生人塗炭．雖伊．顏．游．夏何所抗哉．故莊子曰：『當堯舜．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此之謂也．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晏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蒸報爲仁義．
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遂覆洛．傾五都．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據此論．以戎狄內侵．便謂由命．此所謂不量於德者也．何則．昔秦穆公問戎人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國所以亂也．夫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亦先之．僅可小理．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盛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又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殺．至於滅宗．皆此類也．夫戎狄則不然．上舍淳德以遇於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此者．』今晉之興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際日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其傾覆屠膾非主於誅殺也．風俗淫僻．廉恥並失．先時而昏．任情而動．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其淫亂凶逆．非止於蒸報也．』
由是觀之．晉家之德．安勝於匈奴哉．今見戎狄亂華．便以爲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過歟．
白話
【易經】上說：』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這是講道的不同。又說：『兼天、地、人三道的規律，都是對立的兩方面。即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這是講道的相通之處。如果根據道的不同性質而否定道的相通之處，那就是糊塗。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處而否定道的差別，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淺種種變化錯綜複雜地存在於大道之中，所以表現爲參差不齊，很難表現得那麼均衡、那麼明顯。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盡心盡力去積德行善，去追求獲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說：『天道運行有它固定的規律，這種規律，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用合理的行動去應合它，就會有吉祥出現，否則就會出現災荒。加強農業這個根本、節約用度，天也沒法使你貧窮。養生之道周備，凡有舉動都附合時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禍於你。
否則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稱得上聖人了。如果有星辰墜落，樹木無故發出可怕的聲音，天地出現異常變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間妖孽才是可怕的。爲什麼呢？政治險惡，田園荒蕪，莊稼長得不好，米價暴漲，人們吃不飽肚子，路邊儘是餓死的貧民，這就是人間的妖孽。政令混亂，大的舉措如興土木、田獵、乃至戰爭都違背農時，對於國家根本的農業不予關心，這就是人間妖孽。不修禮義，使男女無別，荒淫無度，父子之間還互相猜疑，上下級之間離心離德，盜賊每天都來光顧，這就是人間妖孽。這三種情況錯雜交織，國家就不會安寧了。』
荀子的說法非常切近，這種災難確是太悲慘了。【左傳】上說：『萬物之精怪，聖人之書不予記載。對於沒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學問，可以棄置一邊，不去研究它。』墨子說：『古代的聖王，把孝子推舉出來，是爲了勉勵人們都孝敬父母；尊重賢良之人，是勉勵人們都去做善事。因而發布法令來教誨人民，明定賞罰以有助於這種勉勵的功效。象這樣，亂政可清，危國可安。過去被夏桀搞亂了的國家，不是被商湯治理好了嗎？被商紂搞亂了的國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嗎？這就是時代若不發生變動，民俗也很難改變。
最高統治者轉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國家的安危和治亂都取決於最高統治者所發布的政令啊，怎麼能說有定命存在呢？』
從前梁惠王問尉繚：『我聽說黃帝由於有刑罰，有仁德，而百戰而勝，是這樣嗎？』尉繚回答說：『不是的。黃帝所制定的刑罰和仁德，是用刑罰來討伐不仁，用仁德來守衛天下。那並不是世俗所說的刑罰與仁德啊。世俗所說的刑罰、仁德，指的是天體上的日月星辰運行是否失序，以及陰陽向背等神秘之說。而黃帝的刑罰及仁德，都屬於人爲而已。爲什麼這樣說呢？假如現在有一座城池，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都攻不下來。這四個方向，難道都不能順應天時，憑藉地利嗎？然而仍然攻不下來是因爲城牆太高，護城河太深，武器、戰法無一不備，以及守衛者的深謀遠慮。由此看來，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謀略啊。天官陣法中有一種背水陣，布出這種陣法會使全軍覆沒；有一種向扳陣，使用這種陣法的勞而無功。可是武王伐紂的時候，背靠漳河，面對山坡，既是背水陣，又是向坂陣，用一萬二千的軍隊去進攻商紂王的十八萬大軍。最後終於把商紂王的頭顱割了下來，懸掛在白旗上示眾。難道是商紂不懂天官陣法嗎？然而卻失敗了。這是爲什麼呢？是由於不得人心的緣故。黃帝曾說：「首先考慮自己是否有智謀的稱天子。」由此看來，決定運命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繚的說法，吉凶禍福全在於人。周公告誡周成王說：『過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懼，不敢荒廢國事，穩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業業地治理殷國，附屬諸邦國，無論大小，從沒有對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壞，能使百姓懷念他的恩惠，不欺負鰥寡孤獨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時起，以後即位的君王，從出生就過著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樣盡情享樂，因而也沒有一個長壽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嘆啊！
繼而爲王的人應引以爲借鑑。』
【史記·陳世家】說：『陳國，是舜的後裔，周武王把他們封在陳地。
司馬遷說：舜的仁德，可以說元以復加了，後來傳給夏禹，後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歷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國滅掉。而田氏從齊國奪取政權，建立的國家傳了好多代。』【南越傳】上又說：『越國雖是不開化的國家，他們的祖先哪裡有大功於百姓呢？可是爲什麼能傳國這樣久，經歷了數代人，都曾稱王，到了勾踐甚至爭得天下霸主的地位，這大約是大禹的餘烈吧？』
又說：『鄭桓公名鄭友，本是周厲王的小兒子，被幽王任命爲司徒。鄭友問大史伯說：「周王族多難多災，我哪裡逃得出滅亡的命運呢？我打算南遊長江，怎麼樣？」太史伯回答說：「過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後裔未有興盛的。楚國是他的後裔，周衰落之後，楚國必定興盛起來。楚國興盛，可對鄭國不利啊。」鄭桓公說：「周衰之後，哪些國家會興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約是齊、秦、晉、楚這幾個國家吧。齊國姓姜，本是伯夷的後代。伯夷曾輔佐帝堯治理天下。秦，贏氏，本是伯翳的後代。伯翳曾輔佐舜用文德化導萬民。以及楚國的先祖都曾對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這就是晉國。那裡地勢險要，以此延續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這四個國家必然一起興盛起來。」』
按周公、司馬遷、太史伯的說法，國家的興亡和國運的長短，必由其德決定。這是概括他講些根本道理，並未講得詳盡具體。我曾試加研究，認爲所謂命，那是自然的賦與，而德是命的根本。偉大的祖先雖然暗中保佑後代，那也是暖味玄遠的。但國家興亡、國運長短以德爲準是正確的。德在過去，命定於現在。所以現在的定命，都是由於過去之德。這還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嗎？命既然由德所決定，那麼吉凶禍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命定於現在，聖賢，鬼神也不能改變。所以君子只有盡心盡力修德，爲求得到好的命運啊！
這就是關於命運的最深刻的理解。
【易經】上說：『要窮究天下道理，儘自己之所能，來實現最好的命運。』
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啊。
趙子評論說：吉凶由人自取，興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種種記載，命運由德行來決定是肯定無疑的。如今有些論者，由於堯舜的後代未能承繼帝業，便認爲這是由命決定而不是由德決定，這就人錯特錯了。爲什麼這樣講呢？因爲堯舜身邊那些佐命功臣，必然會有興盛起來的。如果堯舜把帝位傳給兒子，那麼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報。爲什麼爲樣說呢？過去鄭桓公問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後，哪個國家會興盛起來？』太史伯回答說：『過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後裔未有興盛的。楚國是他的後裔，周衰落之後，楚國必定興盛起來。楚國興盛，可對鄭國不利啊。」鄭桓公說：「周衰之後，哪些國家會興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約是齊、秦、晉、楚這幾個國家吧。齊國姓姜，本是伯夷的後代。伯夷曾輔佐帝堯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後代。伯翳曾輔佐舜用文德化導萬民。以及楚國的先祖都曾對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這就是晉國。
那裡地勢險要，以此延續至今。如果周朝衰落，這四個國家必然一起興盛起來。』所以，范曄在【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中說：『帝堯陶唐氏不把帝位傳給兒子丹朱卻傳給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傳給兒子商均卻傳給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時的佐命功臣時發揚功業的，因此才奠定了後來商湯和周武王的基業。由於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業歸於元首，最終授與漢代劉氏。』由此說來，豈能說堯、舜有德無嗣呢？
范曄又說：『西楚項羽的軍隊屠殺漢軍士卒，屍體竟然塞滿了濉河，至使河水爲之不流；秦將白起在長平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當時怨憤之聲驚天動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樣的英才，或伊尹、顏淵那樣與聖人相差無幾的有德之士，又怎麼能抗拒得了呢？』於是有人認爲命運在於德行的說法有漏洞。
對於這一看法，可以這樣回答：宋景公的時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爲這是災禍降臨的徵兆。於是問子韋有何辦法攘除，子韋說：『心宿是宋國的分野，災禍將降臨在國君身上。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轉移給老百姓。』根據這種說法，國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當各種厄運一起降臨的時候，百姓的災難就更加深重了。雖有伊尹、顏淵、子游、子夏那樣的聖賢，又怎麼抗拒呢？所以莊子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不走運的人，並不是因爲那時的人都聰明；在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幸運的人，也並不是那時的人都愚笨。這是時勢造成的。』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范曄還說：『北方戎狄民族，人面獸心，貪圖享樂，把殺人當作道德，把亂倫當作仁義。當太白星運行失度，天下大亂時，便乘機入侵中原，毀滅了洛陽等五大城市。嗚呼，行善得福做惡招禍，只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
根據這種說法，似乎認爲狄戎內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這些說法，都是由於人們不知什麼是真正的德啊！爲什麼這樣說呢？過去秦穆公曾問戎狄賢者由余說：『中原國家，用詩、書，禮、樂等法度來治理天下，然而還是經常發生動亂，而如今戎狄並沒有這些典章制度，怎麼能把國家治理好呢？』由余笑著回答：『這就是中原國家所以發生動亂的根本原因。自從上古黃帝制定禮樂法度，他自己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也僅僅獲得一時的安定。待到後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驕奢淫佚，依恃法律條文之多，來責備、督察百姓之過。
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義的標準埋怨國君。這樣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殺戳、篡奪，甚至於夷滅宗族，根源就在這裡。戍狄則不然。君主用淳樸的道德來對待臣民，臣民則心懷忠誠信義來侍奉君主，這樣治理全國就象一個人治理自身那樣容易，可又不知道爲什麼會治理得這樣好，這才是真正的聖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這個樣子啊。』如今晉朝建國以後，嫡長子沒有兄弟們連城相助守衛，而兄弟之間的怨恨和爭鬥一大比一天厲害。卿宰沒有被眾人欽佩敬仰的高貴品德，可是百官倒台、黜降、殺戳、侮辱的災禍每天都有。
晉宣帝司馬懿、景帝司馬師正值多難之秋，專力討伐英雄，殺戳豪傑，以便傾覆曹魏政權。屠戳之慘，不是誅殺二字可以概括的。再後來，皇室風俗淫亂，把廉恥全部丟盡了。天還未黑，便開始了昏天黑地的淫亂生活。放縱自己的情慾，個個不以浮亂放逸爲恥，不以妒忌爲惡。當媳婦的忤逆公婆，做妻子的凌虐丈夫。有殺戳妾媵的，有狎戲長輩或晚輩的，那種淫亂、兇惡、忤逆豈止是亂倫所能概括的。由此看來，晉朝之德行豈能勝過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鮮卑等民族侵擾華夏，便認爲決定於命不決定於德，這種說法是多麼荒謬啊！按語
不少人都把命運看得十分神秘。某人成功了，便認爲人家命好；自己失敗了，就嗟嘆命不如人。其實，所謂命，就是規律；所謂運，就是勢的推移。本身並無神秘之處。
即是規律，就是可以認識，可以把握的。人常說事在人爲，講得就是不要消極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而要積極地去創造成功的條件。即然是勢的推移，就是可以改變的。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是講命運不是固定不變的。因而成功了的也不要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而要準備迎接新的挑戰；失敗了也不要垂頭喪氣，心灰意冷，而要勇敢地面對現實，分析情況，總結教訓，一定會有柳暗花明的一天。由此看來，所謂命運，不過是主客觀條件的契合罷了。客觀條件就是機遇，一般說來，機遇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平等的，而能不能抓住它，則要看你主觀條件是否充足了。
那麼又該如何看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說法呢？不是連司馬遷都對此種說法表示懷疑嗎？筆者贊同文中這樣的觀點：善惡有報是正理，善惡不報、甚至報應相反是偶然。爲什麼這樣說呢？如果從某一階段、某一側面來看，往往認爲報應之說是虛妄的。例如，歷史上哪位帝王不是例行逆施，作惡多端？然而卻享榮華、受富貴，作威作福；而良善的小民哪一個不是長期掙扎在貧困線上，受生死煎熬？然而若從宏觀角度來看，還是報應不爽的。一是倒行逆施的那些帝王，時時都受著命運的報應：父子相殘，兄弟反目，正如【紅摟夢】中元春所說，反不如小戶人家有骨肉親情，天倫之樂。二是到頭來總要受歷史的懲罰，試問歷史上哪個王朝是江山永固的？哪個亡國之君的下場是值得羨慕的？即使是普通百姓，只要積德行善，奉獻愛心，總有一天會得到人們的承認並獲得相應的回報尊敬、欽佩和讚美，這不是能用金錢買來的。而爲非作歹之徒，總有一天會被繩之以法。只不過『不是不報，時候不到』罷了。所以，當破除了冥冥之中有神靈掌管人之命運和賞善罰惡的迷信，給以科學的解釋，就可以把握自己的現在和未來。這就是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