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到底有还是没有？作者在这里引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有，有的认为无。似乎作者也是矛盾的。但总的倾向看，作者认为善恶有报是正理，善恶不报是偶然。但报应并不取决于天地鬼神，而取决个人的所作所为。祖先行善，后代得福；祖先做恶，后代受报。劝人行善积德总还是值得肯定的。
《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夫人之受生．貌异音殊．苦乐愚智．尊卑寿夭．无非三世业理使之然．
白话
《易经》上说：“人的精神元气是实有之物，所谓游魂是精神的变现。”
人自受命为人，相貌各异，声音不同，苦乐不均，愚智悬珠，或尊贵或卑贱，或长寿或短命。这都是三世所作之业决定的啊！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而变现于彼．不其然乎．”
文王问太公曰：“夫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之应．鬼神之福无．”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则人多病瘟．霜露杀五谷．人主好田猎．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人．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不息．太白失行．”文王曰：“诚哉．”
今称《洪范》．咎德则有尧．汤水旱之灾．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易》称：积善余庆．则有颜．冉短折之凶．善恶之报．类变万端．不可齐一．敌视听者惑焉．
《太史公书》称：“天道无亲．尝与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早夭．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余其惑焉．
尝试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比皆性命三势之理也．
昔虢太子死．扁鹊治而生之．扁鹊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鹊．亦不生耳．若夫膏育之病．虽医和不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此荀悦论性命三势之理也．
杨子《法言》云：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或问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焉得寿．”曰：“残贼或寿．”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
白话
天道、性、命等问题，孔子很少谈论它们。孔子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但他也很难说得清楚具体。然而考察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记载，凭借“三势”，也可以获知个大概。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史学家苟悦曾说：“凡日、月、星辰与精气的变异，这都是阴阳之气的精华。它的根原本是在地，向上生发而达于天。国家政治有所缺失，就会在大地间显现出异变，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文王曾问姜太公：“君主做什么事情，有灾祸的应验和鬼神的福佑吗？”太公回答说：“有这种事。君主加重对人民的赋税盘剥，为扩大宫殿而大兴土木，那么就会有疾病流行，霜露就会冻死五谷；君主好大规模地狩猎，而且不管农时，那么这种年份就会多刮大风，庄稼籽粒就不饱满；君主好破坏名山，堵塞大河，决通名水，那么这种年份就会有水灾伤人，庄稼长不茂盛；君主好打仗，战争没完没了，就会出现日蚀、月蚀，金星运行也会失去轨度。”文王说：“的确是这样啊。”
现在人们往往说到《尚书·洪范》篇，讲到恶行之验，就有帝尧和商汤时水旱之灾。消灾时却又与此不同，周宣王祈求降雨，夜望银河，慨叹：“银河听不到我的祷告。”《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冉伯牛就短寿而死。善恶的报应千变万化，无法用统一的规律去考察，所以无论是自己观察和听别人讲的都感到迷惑不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人说天道不分亲疏，总是保佑好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孔子单单推崇颜回好学。可是颜回多次陷入穷困境地，以至糟糠都填不饱肚子，而且早早就短命而死。天之回报好人又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滥杀无辜，甚至吃人肉，肆意暴虐，为所欲为，聚集同伙有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高寿而死。这又是遵循的什么规律呢？”
我真是糊涂了。
对此，我看是否可以这样讲：孔子曾说“死生有命”，还说“不得其死”，又说“可以侥幸获免”。这是什么意思呢？“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是本不该死却死了；“侥幸获免”是本该死却没有死，这都是性命的三种态势。
过去虢太子死了，又被扁鹊救活了。扁鹊说：“我并不能把死人治活，我只能治活那些可以活的人。”然而假如虢太子不遇上扁鹊，也是治不活的。假如病人膏育，就是象医和那样的神医也是治不活的。所以说，“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和“侥幸获免”是偶然。这就是荀悦所说的性命的三种态势的道理。杨雄在《法言》中说：有人问：“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吗？”杨雄回答：“有道德的人，寿命可以延长。”又问：“颜回、冉伯牛的品德很高尚了，为什么寿命不能延长呢？”杨雄回答说：“他们的品德生来如此。假若颜回不仁，冉伯牛不义，连那样的岁数也活不到，又怎么能延长寿命呢？”又问：“可是不仁不义的人也有长寿的。”杨雄回答：“那是因为他们虚妄，可君子却不会虚妄啊！”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故上智与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
议曰：《傅》云：“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祸．”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
灾祥之应．无以疑焉．故尧汤水旱．天数也．
议曰：夫阴静阳动．天回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岁数极为一元之灾．必然之符．不可移也．
故《傅》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言必定也．
故曰天数．”汉时公孙弘则不然．以为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余烈．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观公孙弘所言．以为德感水旱．非天数也．一家之谈．非为正论．《洪范》咎征．人事也．
议曰：《传》曰：“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
鲁僖淫雨．可救之应也．周室旱甚．难变之势也．
议曰：孔子曰：“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诚也．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言．”天不以伪动也．
《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古语曰：“土性胜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胜木．寸刃不可以残林．”《传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或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设空文．精诚不至．故不同也．
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
议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
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厌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奕厌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厌之怨实彰．将于是乎．”在后九年．晋灭栾氏．由是厌虽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虽贤智．以其父厌之汰虐．遂遇于祸．然则祸之与福．不在我之贤虐矣．
范晔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其子孙．终孙掌失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不可致诘矣．其大致归于有德矣．袁安窦氏之间．乃精帝室．引义推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脏罪．其仁心足覃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吾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与夫仁义礼智信又何殊哉．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慧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
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轨而富贵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
白话
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到教育导百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人有不待教育化导而自然成为良善的人的；有必经教育化导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也有虽经教育化导，却最终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所以孔子才说唯有上智和下愚两种人是不能改变的，而普通人则是既可经教育化导而向善，也可能因化导的错误而向恶。《左传》上说：“能向善的人不断积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败亡而取祸。”这就是可以向上为善，也可向下为恶的意思。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引到天道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灾害和吉祥的报应，是不应怀疑的。帝尧和商汤时的水旱灾害，可以说是自然规律。阴阳之气影响天地的运动，在宇宙中运转一周是三百六十度，这叫一周天。一周天中总会有灾厄的。计算一周天时，以木星为准则，所以木星称太岁。而由于每一周天都会遇到灾厄，所以把它称之为一元之灾，太岁也就成了灾星。其实它乃是必然的规律，无法改变的。所以称作天数，即自然规律。《左传》上说：“善也好，恶也好，吉祥也好，灾厄也好，是周而复始的。”又说：“天灾流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规律，所以才叫天数。”汉代公孙弘则不这样认为。他说：“尧的时代遭受洪水，让禹来治水，没听说禹为天子的时代有洪水。至于商汤时的旱灾，乃是夏桀作恶的余波。所以夏桀、商纣做恶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惩罚，夏禹和商汤积德行善，才得以统治天下。由此看来，天对人并无偏私，顺应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会天灾流行，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考察公孙弘讲的道理，是认为人的德行与水旱之灾是天人感应的关系，并不是必然规律。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论。
《洪范》所说的行恶必报之验，指的是人事。
《左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走向。是祸是福，都是自己招来的。”也就是说，怎样为人处事，也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事。
鲁僖公时，阴雨连绵经祈祷而止，说明灾害可救的得到了应验；周宣王时的大旱祈祷无效，说明那灾难本来是难以改变的。
孔子说：“祭祀神灵的时候，就好象神灵就在面前一样。”是讲祭祀的根本在于诚心诚意。古语说：“对天应该有诚实的态度，不应使用经过文饰的空话。”是说天不会被虚情假意所感动。《易经》上说：“善行不逐渐积累，不会成就你的好名声。”
古语还说：“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黄河的决口的；铁能锯断树木，可是用一寸之铁却无法毁灭森林。”《左传》上说：“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神灵也不会降福给他。”这都是讲善行太少，感动不了别人。现在祈祷虽然相同，得到的感应却不同，原因就在于或是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却太多；或是只讲一些华丽好听的空话而内心并不诚恳啊！
颜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
过去秦王曾问士鞅：“晋国的六家大夫哪一家会最先灭亡？”士鞅说：“那一定是栾氏要最先灭亡啦。”秦王说：“是不是因为栾氏太横暴了？”士鞅说：“是的。栾厌横暴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还可能侥幸逃过这一命运，要亡大约亡在他儿子栾盈的手里。”秦王问：“此话怎讲？”士鞅说：“栾武子的德政，对于晋国人民来说，就象周朝人怀念召公一样。由于怀念召公，连召公拴过马、乘过凉的棠树都精心保护，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厌死后，他的儿子栾盈的善德并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对他父亲栾厌的怨恨却一天比一大强烈，所以栾氏的灭亡将在这个时候吧。”在这次对话后九年，晋国灭掉了栾氏。由此看来，栾厌虽然横暴，但他父亲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还记在心里，因而他身受其福。栾盈虽有贤德，但由于有栾厌这样的父亲，所以终于遇祸。可见，是祸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贤德或暴虐，还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还是作恶。
范晔曾说：“陈平多阴谋，自知后代必然被废灭；邴吉多积阴德，夏候胜认为他的子孙必然有封侯的希望。果然到了他孙子陈掌，陈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这一代，却被封为列侯。虽然报应也有不象这样明显的，但那就难以推究请楚了。大体说来，报应还在于有德与否。袁安处在外戚窦宪家族专权的时代，却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引用道义，推求正理，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了。他审理楚王刘英叛乱一案时，未曾严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他的仁爱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兴盛，不是应该的吗？”
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盛与衰败，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用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待。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往往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鬷明外貌丑陋但内心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裒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品行不完善，那么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
说吉、凶、祸、福不能完满。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这不太过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