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5-3 17:56
本節探討：馬儒融合論〔4〕歷史必然。剖析馬克思主義與儒學融合的歷史必然性。
人們要問，在近代以來西方各種思潮大量湧入中國的情況下，為什麼唯有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或者說，中國人民為什麼選擇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偶然現象呢，還是歷史的必然？
總的來說，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一是在探索中反覆比較的結果；二是中國的革命事業需要新的理論指導；三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能夠與馬克思主義相融合。這第三條，是文化背景，是更深層，更帶有基礎性、根本性的原因。我這裏着重闡述這個問題。
為什麼說儒學能夠與馬克思主義相融合呢？
原因之一，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科學思想體系，是在借鑑和汲取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中華文明的基礎上產生並不斷豐富發展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與發生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啟蒙運動又深受16、17世紀『東學西漸』 的影響。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教授斯塔夫裏阿諾斯先生這樣評價說：『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業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
最早注意到19世紀歐洲哲學背景中的中國因素並把它跟馬克思聯繫起來的，是著名科技史大師李約瑟先生。他十分明確地寫道：『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以會共同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新儒學家二程、朱熹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聯繫的。』李約瑟斷言：『辯證唯物主義淵源於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西歐，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一番科學化後，又回到了中國。』
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以後，與儒學相融合是勢所必然。這一融合過程從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就開始了，雖然有曲折，有起伏，有波瀾，甚至有驚濤駭浪，但是，它總是向着交流、融合的方向前進，構成了近百年來中華文化發展的主線。這個歷史的大趨勢，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它曾經引領了新中國的誕生，也必將繼續指引着中國這條巨龍的騰飛。
原因之二，儒學具有包容性的顯著特徵，在對待不同文化上主張『和而不同』。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文明進程中，雖然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但其文化的脈絡和核心價值卻綿延不絕，一直傳承下來，在與外來文化的交往中，不斷地吸收、借鑑其中的積極成分，重新融合出新的面貌。主要是：〔1〕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百家爭鳴也可以說是伴隨着『華夏』民族的形成，中原各族不同文化之間的一次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由此形成了儒、墨、道、法等眾多流派，奠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2〕兩漢經學。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到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用了大約近400年時間。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與中國本土文化接觸。〔3〕魏晉玄學。魏晉時期，經學及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被打破，人們尊崇老子、莊子及【周易】，號稱『三玄』。玄學既是對兩漢經學形式上的否定，又是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思想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次思想大解放促進了道教、佛教的興起，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出現繁盛的局面，禪宗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典範。〔4〕宋明理學。這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融合佛、道兩家思想而創立的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是儒家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轉折，是中國傳統社會後700年的指導思想。這一時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大量傳入中國，馬可.波羅、利瑪竇等大量外國人來中國遊學、傳教、經商，並把中國的文化經典介紹到歐洲，進一步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5〕明清實學。明清之際，出現了一批反對理學的思想家，他們大力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提倡思想解放，具有早期啟蒙思想的性質，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融合的重要而直接的思想資源。〔6〕乾嘉樸學。清朝實行文化專制主義，人們不敢再談論政治，轉向訓詁考據，被稱為樸學。
幾千年來，國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朝代不斷更迭，但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卻始終不變地傳承下來，並以其極大的包容性不斷融合各民族的文化，豐富和發展着自己。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了歷史上第二次大轉變，也開始了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交流、碰撞、融合的歷史進程。儒學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現代新儒學。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合當然也包括吸收、借鑑西方文化的精華，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包括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原因之三，儒學具有無神論傾向，在信仰問題上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最鮮明的特色之一。夏代和商代流行『天命論』，西周時期，人們對『天』的信仰開始發生變化，提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春秋時期鄭國子產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觀點，是中華文化由迷信鬼神向輕鬼神、重人事轉變的有力佐證。孔子對鬼神採取懷疑態度，【論語】中有關『天』、『命』以及『天命』的言論，共有26次，從中可以看到，雖然孔子也曾受到天命論的影響，但是，他基本上是把『天』看作一個有生命的、創生萬物的大自然。【易傳】認為，『生生之謂易』就是天的運行規律，也就是『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崇高的品德是創造生命。荀子所著的【天論】，肯定『天』的客觀存在，認為天地萬物的運行有它自己的規律，『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在中國哲學史上，荀子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人要運用自然規律為自己服務，以人力改造自然的思想。【天論】所說的『天』，就是指日月運行、四季交替之類的自然現象，這是儒家無神論傾向的進一步發展。
儒家的先哲們推行教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國民間神靈崇拜的傳統。孔子提出『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智矣』的重要思想，【周易】提出『神道設教』，都是為了藉助喪禮和祭禮這種形式，弘揚孝道和仁愛精神，讓人民接受儒家的倫理和行為規範，以達到『民德歸厚』的目的。荀子說得更直截了當：『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意思是說：占卜一番然後決定大事，並不是真的認為向上天祈求就可能得到，而只是政治上的文飾做秀而已。所以，在上位者認為是政治的文飾，而百姓卻認為是天上神靈的表現。認為是政治的文飾就會吉祥，認為是天上神靈的表現就會有兇險。由此可見，『神道設教』是一種宗教和無神論的巧妙結合，它有效的化解了無神論的文化核心與民間神靈崇拜的矛盾，造就了中國文化『表面多神，內核無神』的基本特徵。
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無神論。儒學的無神論傾向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立足點。
原因之四，儒學以崇尚和諧為價值追求，在社會理想上主張建立『大同社會』。孔子提出的大同社會，就是和諧社會，它是儒家的最高社會理想，後世許多進步的思想家都以此為奮鬥目標。
大量事實證明，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想與儒學的大同社會理想是契合的。中國共產黨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上，發表了一篇『馬克思進文廟』的文章，他以豐富的想像力和幽默的筆調，描寫了一個馬克思走進文廟與孔子對話的場景。我這裏摘引幾段：
馬克思說：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們生存在這裏面，萬人要能和一人一樣自由平等地發展他們的才能，人人都各能盡力做事而不望報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無饑寒的憂慮，這就是我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
孔子不禁拍起手來叫絕：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
馬克思說：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虛構出來的，也並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然後闡述了他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
孔子點頭稱是。我也說過『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話，我也說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為政方略，……尊重物質本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思想……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國的傳統思想，根本和你一樣。
馬克思到此才感嘆起來：我不想在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的一個老同志！你我的見解完全是一致的，怎麼有人曾說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們中國的國情不合，不能施行於中國呢？
郭沫若此文，用生動活潑的對話方式，說明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從儒家的大同社會理想出發，認識和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情形。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借用我國古代的『大同』社會概念，指明了『人類進步的遠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為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大同社會』的美好理想開闢了道路。
原因之五，儒學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在治國理政上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它體現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體現了我們黨執政為民的根本宗旨，也體現了中華文明關於『民本思想』的深厚根基，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在核心價值觀上的契合點。
早在【尚書·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執政治國思想。幾千年來，先哲們關於民本思想的論述非常精深和富於哲理：盤庚提出『重民』，採取一系列措施實現了殷商的中興。周公提出『慎德保民』，制禮作樂，實現了西周初年的天下大治。孔子主張『愛民』，提出以『仁』為核心的一整套學說，對後世影響極為重大而深遠。【管子】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些先賢都看到並強調了民眾的力量。
我們黨關於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在繼承中國古代重民、保民、愛民、利民、惠民，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民本思想精華，剔除其維護君王統治地位的『馭民』、『治民』之術的糟粕基礎上提出的。
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同時也汲取了近代西方人本主義關於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精華，摒棄了它宣揚極端個人主義的糟粕。
原因之六，近代以來在中國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同時就是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人。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革命家身上，都具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革命精神、革命作風與儒家文化的優良傳統集於一身的特點。
毛澤東既是堅定而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博覽古籍、精通經史子集、善於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 。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領導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黨的另一位傑出領導人劉少奇，為毛澤東思想、尤其是黨的建設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代表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一篇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修養理論進行批判地繼承、轉換、提升和超越的典範之作。
在中國共產黨內，薈萃了一批自幼飽讀四書五經、後來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如郭沫若、李達、范文瀾、艾思奇、侯外廬、張岱年、任繼愈等，他們都對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學抱有尊敬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都對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具有獨到的見解。當今許多學者對張岱年提出的『文化綜合創新思路』給予更多關注，張岱年說：『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一定要繼承和發揚自己的優良文化傳統，同時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進貢獻，逐步形成一個新的文化體系。這個新的文化體系，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指導下，以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來綜合中西文化之所長而創新中國文化。它既是中國文化的繼續，又高於已有的文化。這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一思路代表了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是新世紀中國哲學繼續前行的現實道路。
綜上所述，我們說孔子學說與馬克思主義有許多契合點，並不是說二者是同一個思想體系。而是說，二者在許多方面是融通的，馬克思主義是可以對儒學精華進行借鑑、吸收、轉換、提升和融合的。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得更寬闊一些，就會看到，人類各民族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都有可以相融的特點。隨着人類的不斷文明進步，這一特點將會愈益突出地顯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