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9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為學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答這是孔子著名的『為學四階段』論。孔子提出了人們在求學上進過程中的四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一層比一層高的四個階梯。第一個階段，『共學』。大家在一起共同學習，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第二個階段，『適道』。在一起學習的人，未必能一起追求共同的理想，選擇共同的道路。在這個階段上能夠一起走向道，就不那麼容易了。第三個階段，『立』。在能夠一起走向道的人中，能夠經受住任何艱難困苦和挫折失敗的考驗，始終如一地堅定理想信念，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這就叫做『立』，做到這一點就更不容易了。第四個階段，『權』。事物的發展是複雜的，一個人，一項事業，要成功地達到理想的彼岸，不但在通常情況下需要『立』的堅守，而且在特殊情況下需要『權』的靈活。而在可與立的人中，能夠在特殊情況下通權達變，靈活處事，既完成任務而又不失原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全面理解和把握這四個階段，對我們求學上進和交友處事都頗有教益。孔子把『權』作為最高的要求，更值得注意。那麼，怎樣理解『立』與『權』的關係呢？『立』與『權』的關係，也就是『經』與『權』的關係。『立』或『經』是指原則性，『權』是指靈活性。孔子和儒家強調『經』與『權』、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例如，周武王滅了商朝，誅殺了紂王。有人認為這是『以臣弒君』，是謀反。而孟子則認為，破壞仁愛的人叫做『賊』，破壞道義的人叫做『殘』，這樣的人就是『獨夫』。紂王不合乎『為君之道』，是個『獨夫』，周武王討伐『獨夫』紂王，是『救民於水火之中』。【周易】也把這一事件稱之為『革命』，指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是儒家關於『經』與『權』相互關係的一個典型例證。臣要忠於君，這是『經』，是道德規範，是原則性。但是，如果君是紂王那樣的暴君，則可以討伐他，推翻他，這是『權』，是權衡變通，是堅持原則性前提下的靈活性。這和後世的愚忠思想是不同的。

這裏還要特別指出，『立』或『經』是方向，是目標，是根本，一定要在『立』或『經』的前提下去講『權』，離開了『立』或『經』這個前提，所謂『權』就會成為意志薄弱者、投機取巧者、投敵叛變者的藉口。孔子說：『小人窮斯濫矣』_{【論語·衛靈公】}，指的就是小人不講『立』或『經』，在窮困的境遇中便會胡作非為。

做好任何工作，都需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這是一條歷史的經驗。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運用的出神入化，顯示了他高超的決策智慧和領導藝術。周恩來曾經評價說：在運用決策藝術上，毛澤東同志『是最能堅持原則又最能靈活運用的領袖』_{【周恩來選集·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