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22:52
當時興學沿革，略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緒辛丑為第一期，辛丑以後迄清末為第二期。
首先創設之學校，大抵不外乎以養成翻譯而研究語言文字。與軍事而連帶及於機械製造。之人才為主。
如京師同文館、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國語言文字，六年議於館內添設算學館，京僚謗讟繁興。上海廣方言館、始同治二年，以蘇撫李鴻章請。福建船政學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閩，創設船廠，並設隨廠學堂。十二年，沈葆楨陳選派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清季海軍將領多閩人，由此。天津水師學堂、始光緒八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設。天津武備學堂、始光緒十一年，亦李鴻章奏設，規制略仿西國陸軍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始光緒十三年，粵督張之洞奏設。湖北武備學堂、始光緒二十一年，張之洞調任鄂督後奏設。湖北自強學堂、亦張之洞創設，初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其後專課方言。陝西諸省格致實學書院光緒二十二、二年間，各省學堂未能普設，多以變通整頓書院為請，遂有各省格致實學書院。等。
可見當時人對於創建學校之旨趣。且此等學校，十九皆創於外省一、二督撫，非由中樞發動。
漸次乃有普通學校之創立，其目光亦稍稍擴大及於法政、經濟諸門。然要之仍不脫於為一時之實用，而以學校為附屬於政治之一機構。
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始於上海劊設南洋公學。先是光緒二十一年盛為津海關道，於天津創設頭、二等學堂。頭等學堂課程四年，分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二等學堂課程亦四年，遞升至頭等。南洋公學如津學制，分四院：曰師範，曰外、中、上院。外院為附屬小學，上、中院即頭、二等學堂。課程大體分中文、英文兩部，注重法政、經濟。擇尤異者資送出洋。蓋以公學為預備學校，而以外國大學為究竟。中國學校之稍有系統雛形者始此。
及光緒二十四年，始有國立京師大學堂之籌辦。庚子政變後，至二十七年，漸有復興學校之議。首創議者山東督撫袁世凱。二十八年，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奏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二館。可見其時對學校觀念，仍認為系政治上一種附屬機關，所謂『學而優則仕』，仍脫不了一種科舉傳統思想也 。師範教育亦為當時所重，不為官則為師，亦合於中國傳統舊習。
學校生命，並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真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嚴格言之，時已無所謂學術界。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則宜乎其浮淺搖動，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興學，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在接收外來文化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
其時進新式學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為在政界乃至於社會上謀一職業、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譏之為『洋八股』與『洋翰林』如是則最多僅能學習到別人家的一套方法與智識，而學習不到別人運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識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譏之為『智識之販』，以學校為『智識之拍賣場』。
在此情形下，乃發生學校與科舉之衝突。學校與科舉之衝突，正如科舉輿捐班之衝突，以其同為一種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榮慶、張百熙會商學務，奏稱：『奉旨興辦學堂此所謂辛丑以後之辦學。兩年有餘，至今各省未能多設，以經費難籌。經費所以不能捐集，以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科舉不變通裁減，人情不免觀望，紳富孰有肯籌捐？按：晚清捐資興學者，如楊斯盛、葉澄衷、武訓之流，皆非紳富。朝廷以私唱，求國民以公應，豈可得耶？入學堂者，恃有科舉一途為退步，不肯專心向學，且不肯恪守學規。』就事理論，必須科舉立時停罷，學堂辦法方有起色，經費方可設籌。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僥倖得第之心。民間相率觀望，私立學堂絕少，擬請立罷科舉。』遂詔自丙午始，停止各省鄉、會試及歲科試。尋諭各省學政，專司考校學堂事務。
隋、唐以來沿襲千餘年的科舉制度，終於廢絕，而以學校為替代。
二十九年，張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畢業，予以翰林升階，或分用較優官、外官。大學分科畢業，最優等作為進士出身，用翰林院編修、檢討。優等、中等均作為進士出身，分別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學預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最優等作為舉人，以內閣中書、知州用。優等、中等均作為舉人，以中書科中書、部司務、知縣、通判用。
如是則學校再不能專以造就翻譯輿軍事人才為主。於是乃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理論出現。
梁啓超擬京師大學章程：光緒二十四年。『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時張之洞為勸學篇，亦云：『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外篇會通。又兩湖經心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光緒定國是詔亦謂：『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迂謬空疏之弊。』
一個國家，絕非可以一切捨棄其原來歷史文化、政教淵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濟事。況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綿歷四、五千年，更無從一旦捨棄以為自新之理。則當時除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更無比此再好的意見。惜乎當時已屆學絕道喪之際，根本就拿不出所謂『中學』來。學術之培養輿成熟，非短時間所能期望。學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後。而外患之侵逼日緊，內政之腐敗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對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變法圖強之根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