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9:45
至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然後講學家可以不必顧到學校教育之種種方便，如書本、期限、學生資格等。只在幾次談話中收作興人才之效。最著之例，如傳習錄中與啞者之筆談。惟陽明亦注重小學，此與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為成人植根基也。
此種講學，傳播極快。明儒學案，王門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諸派，幾乎遍布全國。學校教育，漸漸轉移變成社會教育。泰州學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韓樂吾、田夫夏叟等。於是乃有所謂『講會』之興起。
講會與以前講堂精神又不同。講會其先原於陽明之『惜陰會』，陽明弟子如王龍谿〔音溪〕、錢緒山諸人，推行尤力。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音瞧〕精舍，新安有程氏廟會等。講會有一定之會場、會期、會籍、會約、會主，所講論之記錄為『會語』等。以前講堂是學者相集從師，講會則由會中延請講者。所請不止一人。會每年可舉，每舉旬日或半月。會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廟，會畢則主講者又轉至他所。如是輪番赴會，其事較前之講堂，又為活潑展擴。如泰州 心齋講堂，則實近於講會。蓋漸次脫離書院性質，而近於社會演講矣。
茲將宋、明學者講學變遷，列一簡表如次：
一、私人寺廟讀書。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書院。此系私人學塾性質，如孫復泰山書院、周行己浮沚書院等。
三、州學。此系由私人設教漸變為地方政府之公立學校性質，如應天書院等是。
四、太學。此由地方學規制上推至國學，如胡瑗之主教太學是。
以上自私人書院至太學為一線，屬學校之進展。惟政治不上軌道，此線之進展即告終止。
五、私人講學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講學為學校之變相，與前一系統不同。
六、私人講學之第二期：如朱、陸。兩期之不同處，主要在同時所集門徒之多少，而影響及於其他。
七、私人講學之第三期：如陽明弟子之講會。此期講學與前期不同處，在完全脫離學校氣味，變成純粹之社會公開講演與集會研究性質。
以上私人講學之三期為另一線，屬學會之進展。因社會學風，逐步擴大，逐步普遍，而此線之進展，亦逐步膨脹。
要之宋、明兩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慶曆、熙寧一段，及明洪武、永樂一段外。並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而社會上則學術空氣繼長增高，教育之要求亦與日俱進。
宋、明儒講學，實從此環境中產生。
與宋、明儒較近者，惟先秦諸子。惟先秦諸子，大率先受政府國君。或貴族卿大夫、諸公子。之豢養，而附隨沾潤及其門人子弟。此為當時社會情勢所限。宋、明講學，則純系社會平民學者間之自由結合。縱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陸、陽明，皆以在職之身連帶講學。然其講學則純系私人交際，與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較傾向於上行性，即政治活動；而宋、明儒則比較傾向於下行性，即社會活動。兩漢儒生除太學、郡縣學校外，亦多私門授徒，有一師擁數十、數百生徒者；然所講限於五經，以訓詁考據闡述經義為主，與先秦、宋、明講學以各人之思想學術為主者大不同。
他們熱心講學的目的，固在開發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終目的，則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的世界。開發民智、陶育人才為第一步，改進政治為第二步，創造理想為第三步。
宋、明儒理論上的世界，是『萬物與我一體』。張橫渠之西銘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傳之一種全體觀念也。
所由認取此萬物一體者，在我謂之『性』，或稱『仁』。在外謂之『理』。或稱『天』。
程明道之識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窮理』之口號，即由此生。
認識此理後應有之活動或工作，則為大學一書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三綱領，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條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則如朱子所云：『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學章句序。所謂『古昔』，即他們之理想境界也。此後王陽明拔本塞源之論，更暢發此意，見傳習錄卷中『答顧東橋書』末一節。他們可說是一種『秀才教』。可說是范仲淹諸人以來流行於一輩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間的宗教。
凡內在有一種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種綿歷不斷的教育，而又有一種極誠摯、極懇切之精神，自發自動以從事於此者，自廣義言之，皆可目之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體以大群全體為歸宿，可謂一種『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復活與翻新。彼輩與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謂『天』。而先秦儒講仁義，似嫌偏於人事，道家遂起犄〔音機〕其後，陰陽家則還取道家之自然觀，以補儒學之不足，遂以陰陽五行求天道，而頗涉於怪迂。宋儒以『理』字釋『天』，亦頗采酌道家、陰陽家之長，以彌縫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為先秦儒所言心性補充了許多存養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屢言心性，並注意及於心性之存養，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着明。宋儒於此方面，提出『敬』、『靜』等字，頗采酌道家、佛家之長。
在畸輕畸重之間，遂有程 朱『性即理』與陸 王『心即理』之分別。亦即在畸輕畸重之間，而有晚明 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人之糾駁。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學目宋、明儒，則猶未能通觀宋、明儒之大體也。論宋、明學淵源，當着眼范仲淹、胡瑗，則得其真相矣。
他們對自身同有一種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一種純潔高尚而肫摯的信仰。對他人則同時有一種開明的理性來傳播他們的信仰，而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
不幸當時社會智識界之擴大，比他們那一種宗教或教育。之進展還要快得多。即是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數量上超過甚遠。因此他們對於時代徒抱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常是悲觀，或持反對的態度。結果政府為一輩官僚所盤踞。亦常敵視他們，屢興黨獄。
程伊川、朱晦庵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明代書院屢遭焚毀。
而讓有名的東林黨來結東這一個最後的衝突。
顧憲成嘗言：『官輦轂〔音谷〕，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請求性命，切磨道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可見東林精神極端注重政治與世道。稍後復社諸子，雖以時文相號召，與東林講性理不同，然其為一種社會結黨，足以上撼政治則一。
此種社會講學、結黨干政之風，自宋迄明，彌後彌盛，潮流所趨，至清人入主而中絕。東漢黨錮之獄，由名士清議所激起。唐代之牛李黨爭，北宋之新舊黨爭，皆由在朝官僚實際政事之爭。與宋、明儒聚徒講學，而引生朝野之爭者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