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9:44
他們在野事業，最重要的，便是所謂私家講學。
范仲淹、王安石諸人，本想徹底廢止科舉，重興學校。他們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學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興學非一時可企，一因限於經費，二因限於師資，三則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則學校亦難收效。因此北宋中葉以後，雖各地相務興學，然或則時興時輟，或則徒有其名，學術風氣依然在私家。
私家講學，與學校性質不同。
一因學校有經費，建齋舍，置書籍，來學者同時數十、百人，又有一相當之時間；私人講學則不然。無地無書，來者亦不同時群集，只是聞風慕向，倏去倏來，有一面數日即去者，有暫留數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來。
所以胡瑗 蘇 湖講學規模，並不能爲伊 洛所襲用。
蘇 湖教法，分『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講武、堰水、歷算等，使以類群居講習。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即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蘇 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諒地方賢長官爲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餘年，使來學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講學，則其勢不可能。黃百家宋元學案。謂：『就安定教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爲的當。自後濂 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爲學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閃，語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按：語錄惟二程門下有之。濂溪乃近隱士一派，並無弟子及語錄也。又呂東萊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洞曉國家之本末原委。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論之。安定教法正式補此弊也。惟東萊偏於史學，仍與程、朱有別。
伊 洛師弟子往返，別具一種風格。
程明道知扶溝事，謝上蔡往從之。明道肅以客禮，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明道弗問，謝處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後明道與之語。按：其時上蔡習舉業已知名，程、謝初見，非此不足已驗其誠，亦非此不足以發其趣。此等關係，自與學校師生有別。明道在扶溝亦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職學事。此乃學校之教，與程、謝私人講學不同。
他們似乎頗有些處近於禪家之參謁。
佛家禪宗之盛，亦在寺院經典研究相當發達之後，有志者不以此爲足，流動各著名高僧處發疑問難。他們所要求者，只在幾點最關緊要處，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規矩次第漸磨歲月之功。羅從彥與龜山講易，聞伊川說，鬻田裹糧往洛，見伊川，歸從龜山游二十餘載。惟循而久之，則來者與應者，並非先有基礎上之共同立足點，則徒逞機鋒，轉成相欺之局。
漸漸的所討論講究，盡在高明處。
謝上蔡監京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nèn〕地看。』
在這種流動的短時間的謁請，逐漸盛行，學風上自然趨於掃盡枝葉，獨尋根本。因師弟子雙方學業皆有根底，故重於討論，不重於誦讀講貫，遂有語錄。而師道之尊嚴，也轉從此種風氣中特別提高。觀上引程、謝初見事可知。游酢、楊時『程門立雪』，更爲後世稱道。其時則龜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爲湖北提舉，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從龜山求書見上蔡，先修後進禮，邑人皆驚知縣不接監司。此等風氣，唐人絕不知之。然若無此，天下將惟以科目官階爲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門第與和尚。〕惟若學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學者先未有相當基礎，直接從事此種最高理論之參究，雖有人格之活潑薰陶，而學術途徑，終不免要流於空虛放蕩。所以程門弟子，多陷於禪學。
張繹家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頗羨之。問人何以得此，或曰：『讀書所致耳。』乃始發憤從人受學。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己官洛中，張亦從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伊川歸自涪〔fú〕陵，張始往從學。按：唐人此指貴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顯達而務讀書。讀書有悟，覺科舉顯貴有所不足，則入佛老矣。宋學精神，正在使人知讀書爲學不在顯貴，自不走入佛 老之途。而所以宋學猶多近禪者，不在其講學之旨趣與內容，乃在其講學之風格與方法。從此種風格與方法上，有影響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則頗有近於禪學處也。關學所以較少此弊者，因橫渠兄弟以及呂大臨兄弟等，皆僻處關中，又兄弟宗族自爲研習，異乎洛中爲四方人物往來走動之所湊集也。
南渡以還，學校之教日衰，講學之風日盛。貴族世家已消滅，平民社會中向學分子日多，而國家無教育機關，故私人問學之風更甚。此種往來走動的參究請謁，愈來愈多，於是又從此中醞釀出新的講堂制度來。
象山年譜謂：『先生爲國子正刪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房無虛宇，並假於館。先生既歸 ，學者輻輳。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門人彭世昌，於貴溪 應天山結廬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勝處爲方丈，學徒各來結廬。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轎至，會揖，升講座。學者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逾數千人。』
既有講堂，則有講義。一兩人對面談話有語錄，多人群集一堂則有講義。而此種講學之最大困難，則爲來學者之程度不齊與來去無定。
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規定時日，分深淺高下之步驟，使學者必經相當期間畢其所業而去。
在此情形下，產生講學家的朱陸兩大派。
象山教法，在於因人設教，直指本心。
此源於二程。可稱爲『語錄派』。龜山、延平相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程門見人靜坐，便謂是好學。象山實近此路。而朱子討論講說不倦，轉異二程之高簡矣。象山始至行都，從游者甚眾，象山能一一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者。陸學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則想選定幾部最重要的書本。
此亦源於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稱爲『訓注派』。語錄派長於活的指點，訓注派則在使人有軌跡可尋。語錄派在於分別指示，各自參悟，故其精神向里，而無一定的格套。訓注派則向外求索，共同有一個自淺入深、由簡到繁的門徑與規模。如尹和靖見伊川半年後始得大學、西銘看。
先爲此數書下明白確切的訓注。
宋人皆有志爲六經作新註疏。王安石 詩、書、周禮三經新義頒於天下，一面爲學校誦讀之教本，一面爲科舉取士之標準。此下如程伊川 易傳等，皆從此風氣來，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讓學者各自研讀，此即補學校教育之一段功能也。補講堂教育之缺陷。另有小學，爲幼年家庭習行，亦所以補講堂教育之未備。
象山年譜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兩派流傳各有所適，朱子的四書集注遂爲元代取士準則。
元 明考試程式，大抵第一場經義，四書用朱氏章句 集注，詩 朱氏〔集傳〕，尚書 蔡氏〔沈 集傳〕，周易 程〔伊川 易傳〕、朱〔本義〕，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三傳胡氏〔安國 傳〕，禮記古註疏。永樂以後，有四書 五經大全，古註疏遂廢。
元人又有學官講書之制。
元制，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此等乃官場例行公事。偶有儒生借題發揮，有所諷諭頌揚，失上司意者。要之與講學精神全不似。
而私家講學，則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吳康齋爲明儒開先，其居鄉躬耕食力，從游者甚眾。嘗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說學，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一日刈〔yì〕禾，鐮傷指，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嘆箋注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按：在如此生活環境中，講學者無有不討厭箋注支離而走上實際經驗之一途，即所謂『篤實易簡』者是。陳白沙、王陽明皆此一脈。清代顏、李亦從此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