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45
熙寧、元祐新舊黨爭後面帶有南北地域關係，而元祐北方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洛，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蜀，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以劉摯、王嚴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至紹聖初，同以元祐黨竄領海外。後面也帶有政治意見之不同。
其中洛派中原派。所抱政見，大體上頗有與王安石相近處。他們都有主張將當時朝政徹底改革。
程顥上神宗皇帝陳治法十事，即力勸神宗勿因一時反對而灰其改革之氣。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論帝王必立師傅，及井田、學校、兵歸於農，及吏胥用士人等，皆與王安石議論相合。
他們對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論，是有名的所謂『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漢、隋、唐是『霸道』。他們主張將唐、虞、三代來換卻秦、漢、隋、唐。
熙寧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越次入對。神宗問為治所先，曰：『先擇術。』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至要、至易，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其實所謂唐、虞、三代，只是他們理想的寄託。他們的政治見解，可以稱之為『經術派』，或『理想派』。他們主張將理想來徹底改造現實，而古代經籍，則為他們理想辯護之根據。
同時關中張載與洛陽二程相呼應，其政治理想，亦大體相似。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音痴〕一人而定。』嘗欲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又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此即安石所謂『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之意。以呂公著薦得召見，問治道，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大悅。然張氏主復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當較安石更為迂闊。
其先程顥本助安石。熙寧二年，安石遣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顥。
安石因廷臣反對乞退，程顥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寧三年二月。安石復視事，顥等乃私相賀，見長編記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後程顥終與安石分手，則因安石偏執，不惜與舉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論已見前引。
程顥嘗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此乃洛學與安石根本相異處。二程嘗謂：『介甫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卻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眾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音聚〕改？』又曰：『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至於論及識見，尚謂安石『高於世俗』。程顥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故洛派於元祐排斥新政，並不完全贊成。
上蔡語錄：『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青苗，且放過，又是何妨。」伊川十八歲上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為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可見程氏在元祐時，並不能大張其學。當時謂：『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氣較和易溫粹耳。
朔派是正統的北方派。他們與洛陽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經驗。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則主逐步改良。朔。司馬光謂：『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 故一為『經術派』，而一則為『史學派』。
新學者以通鑑為元祐學術。政和時，詔士毋得習史學，即以斥元祐。陳了翁則云：『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又了翁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似王衍。』此皆以元祐為史學也。新黨則奉王安石為經學，與洛學路徑較似。南渡以下，洛學漸盛，遂與新學興爭端。秦檜、趙鼎迭相，鼎主程頤，檜主王安石。檜死，高宗乃詔：『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謝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朱陸意見不同，亦尚隱有一袒伊川、一護荊公之跡。蓋新學與洛學自為近也。
故洛學、新學同主『王霸之辨』，程顥上神宗皇帝書，有一篇專論『王霸』。而司馬光則不信此說，可為他們中間最顯著的區別。
洛、蜀、朔分黨，司馬光已死，光不在黨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馬光弟子。光謂：『合天下而君為王。分天下而治為伯。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又曰：『後世學者以皇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與秦、漢、隋、唐絕異。因此他們不肯為復古之高論。他們政術似乎只主就漢、唐相沿法制，在實際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復兵農合一之古制，此為洛學所贊同。司馬光則謂：『太祖定天下，曷〔音何〕嘗用民兵？』此等議論，頗近於蜀派矣。後朱子謂：『京畿保甲，荊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時溫公廢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學，政見亦與荊公近也。
又洛學與新學皆推尊孟子，而司馬光着疑孟。孟子論政偏於理想，王霸之辨即從孟子來。熙寧初，王安石欲復經筵坐講之制，元祐間程頤亦爭坐講。陸佃陶山集卷十一。謂：『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為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臣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跡，未有若茲之盛也。
陸象山荊公祠堂記即發揮此義。程顥上神宗書極論帝王必立師傅，新學、洛學皆欲以師傅之尊嚴，駕漢、唐君臣形跡之上。此義亦本孟子。而蜀、朔兩派則毋寧謂其態度乃偏於尊君。此亦經史、王霸之大辨也。洛黨、新黨主尊師，即主尊相，總之求以學術超駕於君權之上也。此等理論接近儒家，偏於理想而為趨新。朔黨、蜀黨則主尊王，僅就漢、唐以下歷史事態立說，偏於現實而為守舊，又近似於法家也。南宋時朱子尚極論之，謂：『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才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且說無坐位，也須有個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仔細。今頃刻便退，君臣間如可得同心理會事？』〔語類一二八。〕朱子此等議論，正與陸象山荊公祠堂記抱同一態度。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法儘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語類一三四。〕若照當時洛黨、新黨理論，所謂王霸之辨，政治必須有一番徹底改革。張浚之報苗傅，亦謂：『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此等皆所謂宋儒議論也。此後元、明、清三朝，正向此項理論加以迎頭之挫壓。元、清兩代以狹義的部族政權為骨幹，自不樂此項理論。明太祖雖驅逐元人，卻見解不能到此。其後張居正乃大呼尊君卑臣，謂是祖法，深仇講學之士，遍毀天下書院，則真是中國傳統之所謂法家，即朔黨、蜀黨亦不致出此耳。
這一種態度，其好處，在於平穩不偏激，切於事情。而其弊病則在無鮮明之理想，因應事實不徹底，結果陷於空洞與懈弛。
神宗初議並營，文彥博、蘇軾等皆以兵驕已久，遽並之必召亂，帝卒從王安石議。時又議揀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馬光、呂公弼、陳薦、李常先後論奏以為非宜，帝手詔揀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至是冗兵大省。自熙寧至元豐，兵餉歲有銷並。此等處見新黨之銳氣敢為。舊黨論節財省用，固為勝於新黨。然節財省用之大者，莫如去冗卒，而舊黨顧又因循持重，此正襮〔音勃〕露舊黨之弱點。
元祐力反熙寧，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過激。
元祐初，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即范純仁、蘇軾亦皆爭之。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可見紹聖之政，亦元祐諸老有以激成之矣。蔡確新州之貶，遂造循環報復之端，范純仁、蘇軾亦力爭之。此皆其已甚也。
他們除罷免熙、豐設施外，自己卻並無積極的建樹。
後人謂：『元祐諸君子，若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遊卒歲。』此正道著元祐病痛。至擁載高后，謂以母革子，借母后臨朝之力，置哲宗於不顧，更為失策。無論理論不圓滿，而幼主年事漸長，高后一崩，反動遂起，亦元祐諸臣自有以召之。在尊王理論之下，亦惟有如此。
財政無辦法，更不足以關折主持新政者之口。
元祐年四月，王安石卒。八月，范純仁即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榖斂散出息之法，此即『青苗』也。以台諫交爭而罷。然可以見元祐不可久矣。曾布謂：『神宗時，府庫存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為之一空；乃以為臣壞三十年之大計，恐未公。』通鑑長編。畢仲游洛派。與司馬光書謂：『當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元祐諸老徒責王安石用言利臣，然政府不能常在無財乏用中度日。元祐能廢新法，而不能足財用，則宜乎新法之終將復起。
大程似乎頗見司馬光才不足負當時之艱難。
二程語錄：『伯淳道君實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而溫公於伊川經筵進講，亦有不滿。
劉元成言：『哲宗嘗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今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樂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
這兩派在政見上本不相近，只為反對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論人品的一點上，兩派卻綰合起來了。
司馬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見遵堯錄。此處確又是儒家正統也。又仁宗時，光上疏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云：『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又曰：『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則光非不主理財，惟其意見自與安石大異。惟此等意見，在安石未相，政局未動搖前，尚有濟效。在安石相後，政局已變，則僅此不足救時。大抵溫公之人與學，俱是人參、甘草也。
又一為蜀派。西南派。蜀派的主張和態度，又和洛、朔兩派不同。他們的議論，可以蘇氏兄弟軾、轍。為代表。上層則為黃老，下層則為縱橫。尚權術，主機變，其意見常在轉動中，不易捉摸。他們又多講文學，不似洛、朔兩派之嚴肅做人。
王安石廢科舉、興學校，此事在洛派極端贊成，而蜀派則認為『多事』。蘇軾反對興學校之理論云：『治人在於知人，知人在於南實。治宮室，養游士，置官立師，不帥教者屏之遠方，是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詩賦為經義，此層洛學自所贊成，朔派亦不反對。
治平元年，光有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已開王氏先聲。又治平二年，乞令選人試經義，則光對此事，見解與安石一致。故謂：『神宗皇帝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
而蘇軾仍生異議。
謂：『興德行在於修身格物。設科立名，是教天下以偽。策論、詩賦，自政事言之，均為無益。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畢仲游西台集。則謂：『漢、唐諸儒，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應舉，經術但為利祿之具，尊經術而反卑之。舉子止問得失，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經義欲合司馬光。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詩賦雖欲取合而無由。習詩賦，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涉獵泛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大。至於經義，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知一經而四經不知。詩賦聲律易見，經義散文難考。詩賦出題無窮，經義問目有盡。詩賦必自作，經義可用他人。詩賦惟校工拙，經義多用偏見。』劉摯立論亦略似。似較蘇辨更為就實。
王安石謂：『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自為正論。蘇氏輕為立異，殊若無謂。至畢、劉所爭，則事後流弊實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此亦唐宋人才轉變一大關鍵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舉時文之弊，請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求遴拔真才實學之道。章下，禮部覆奏，全用蘇氏議論，舒議遂寢。文人一時標新立異，其見解乃足貽誤六、七百年後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蘇氏兄弟初亦反對。蘇轍謂：『役人必用鄉戶，如衣之必用絲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其後司馬光復差役，蘇氏卻又不贊成。蘇軾云：『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使農民應差。王安石但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馬光亦曾極論衙前之害，至是乃排眾議而復役，亦可惜也。
他們的學術，因為先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采，所以他們對於世務，認為並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此層所以與洛學異。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此層所以與朔學異。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詞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儘量處。近於古代縱橫的策士。此層卻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詞也。歐陽修、張方平等較前輩的南方文人，亦頗有近於蜀學者。
後人說他們蘇氏兄弟。『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陳龍川語。但就其對新學之反對而言，則蜀、朔兩派早就志同道合。最先反對荊公者為呂誨、蘇洵、張方平。張方平南人，其學卻與蜀派相似。三蘇自蜀來，張方平、歐陽修為之延譽。荊公獨不許老泉，由其學術路徑不同。相傳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可見荊、蜀路脈早別矣。
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卻又有些處似與洛派的意見較近。此便是蜀派態度始終一貫處，並非先後有變。但就學術意味言，則洛、蜀兩派的裂痕，畢竟最難彌縫。以後朱子承洛學，極抵蜀學，謂：『東坡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又謂：『荊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不取秦少游輩。以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此劉後邨轉述，見文獻通考。〕
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他們都沒有實際把握到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為秦相，便弄出焚書坑儒的事來。西漢竇太后在朝，趙綰、王臧亦見殺。北宋諸儒，不幸同時全在朝廷，他們的學術意見，沒有好好發展到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既為群小所乘，正人見鋤，學術不興，而國運遂中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