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40
宋朝事實上變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雖失敗，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
甚至連當時贊同范仲淹變法的諸君子，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亦反對王安石。
仁宗比較溫和，因朝臣反對即不堅持。神宗則乾綱獨斷，盡人反對，依然任用。遂使後人對范、王兩人評判迥異。
大抵崇范者並不在其事業，而為其推獎人才。詆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為小人所利用。對仁宗、神宗兩人評論亦異，因仁宗能從眾，而神宗主獨斷。
就熙寧新政與慶曆變法對照，其間亦有差別。
熙寧新政之犖犖大者，如青苗，
以常平糴〔音迪〕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
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
市易，
出公帑為市易本，市賤鬻貴，以平物價，而收其餘息，並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加罰錢。
方田，
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為一方，量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定稅數。此法始於郭諮、孫琳，歐陽修、王洙皆推稱之。其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即古萬畝之田。百步為一小方，即古百畝之田。名『千步開方法』。
免役，
五代以來，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裏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償逋之責。以耆長、弓手、壯了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掐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民不勝其苦，而衙前為尤甚。今聽免役，據家貲高下出錢，由官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概輸錢，謂之『助役』。
保甲，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戰陣。
保馬，
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直使自市，歲閱肥瘠，死病補償。
大抵相當於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諸項。似乎王安石並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幾項。似乎王安石是徑從謀求國家之富強下手，而並不先來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因此後人說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為申韓。至王之自負，則為盂子。因范之政見，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王則似乎單重法不問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論推行法的是何等樣的人品。神宗亦謂：『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為之廢法。』
那時的官僚們，情形還是和范仲淹時代差不多。他們既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要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清吏治，只可反對。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則謂范仲淹『結游士，壞風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陸佃受經於安石，其告安石，亦謂：『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還為擾民。』其時招受反對最烈者如青苗，反對派的理論多就實際人事言。如州縣以多散為功，有錢者不願借而勒借。患無錢者不易償，因而不許借。出入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則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嘗謂：『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要當計利害多少。』此為當時兩派相爭一要端。
即論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當時反對處。
如司馬光論保甲：『籍鄉村民二丁取一，是農民半為兵。又無問四時，五日一教，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又按：王安石嘗言，終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適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聖時，章惇、蔡卞皆乞復行保甲，而布獨不欲。蓋知其事繁擾，不欲輕舉。
又荊公廢弓箭社行保甲，正猶廢常平行青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則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時人之同意。韓琦主鄉兵，司馬光亦反對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當時曾布即不謂然。荊公則謂：『行市易勞費精神，正以不負所學為天下立法故。』
尤其是安石對財政的意見，似乎偏重開源；而當時一輩意見，則注重先為節流。
如青苗官放錢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則為一面抑富民之兼併，而一面可增國家之收入。在一輩反對者，則謂朝廷與民爭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藉助役錢增歲收。論者則謂其聚斂，於庸外又徵庸。
而安石之開源政策，有些處又跡近為政府斂財。
劉摯上疏，謂：『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又陳次升讜論集謂：『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體德意，務求役錢增羨，元祐大臣，得以為辭。』
又按：熙寧青苗取息二分，提舉使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既取二分寬剩，復征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遂至寬剩積壓。至紹聖復行新法，則青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額，不加抑配，助役寬剩錢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捐〕減先於下五等人戶。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此亦可見荊公之剛愎，當時未能斟酌盡善，並為群小所誤矣。熙寧七年七月，呂惠卿以免役出錢未均，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由官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稱『手實法』，則較之漢武算緡更為煩瑣擾民矣。
故陳傅良謂：『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之十數倍。以理財之名而務聚斂之實，其端實自荊公啟之也。』
而且宋朝那時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許多冗官閒祿。
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為修訂財政法令之新機關。
司馬光謂：『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黜，不可使兩府侵其事。』又為推行新法，諸路增置提舉官凡四十餘人。司馬光非之曰：『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擾亂其間。』又曰：『自置將以來，每將下又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音前〕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神宗亦謂增置官司費財，而安石則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又增吏祿歲至緡錢百一十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厚則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賕〔音球〕取如故。曾鞏於元豐時中書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初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今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
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東西審官，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掌銓文臣。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掌銓武臣。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曾鞏與王安石為文學摯友，而政治意見不同。神宗謂：『曾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可見安石新政諸人，少有以此等言進者。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謂：『以宗室言，皇祐節度使三，今則九。三倍。皇祐兩使留後一，今則八。八倍。觀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禦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時為諸曹郎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陪。景德朝奉郎以上時為員外郎。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議郎時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議郎時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勢，有增無已。』
若依范仲淹所諭，豈得至是。南宋寶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賦稅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蓋宋之不振，始終病於官冗也。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七謂：『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月支亦不過八十萬。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擬於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銀綿絹不與焉。』官冗則費不節，此又自然必至之勢也。
冗官不革，政治絕無可以推行之理。
群書考索續編：『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元豐三年行新官制，仍無救於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官治之者，今析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為六、七。官愈多，吏愈眾，祿愈廣，事愈繁。
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達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祿勛。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疊置官，例可減省。』按：元豐改制，一依唐規。不知唐代政府組織，已嫌臃腫膨大，宋在冗官極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徹底。漢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於宋而令長過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終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費，而安石不主節省。
熙寧元年時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司馬光謂：『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主聽之。安石謂：『大臣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不足，只緣無善理財之人。善理財則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害甚於加賦。』
今按：南郊賜賚，本屬陋規。大臣辭賞，其意甚是，與辭祿不同。農業經濟的社會，生產量亦不能急激增進。依宋室當時實況，頗多可撙〔zǔn〕節處。安石只謂『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其道』，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語。不知治財之道。亦有一部分必從撙節入手。否則徒求開源，而浪費日增，如與影競走，終無及理。
若說再在百姓身上設法括取，則那時的百姓，實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歲入，已兩倍於唐，至熙寧時當不啻二、三十倍。韓琦論青苗，謂：『今天下田稅已重，又隨畝有農具、牛皮、鹽錢、面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綢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綢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今按：宋代租額，已七倍於唐。見林動政本書。又謂：『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今復於兩稅外增免役、助役錢，役即庸也，兩稅中已兼租庸調。反對者謂『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語非無理。又於額用已足外，復增取二分謂之『寬剩』，則下戶、單丁、女戶更困。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農民何以堪？
而熙寧、元豐的財計，居然一時稱富，則掊克聚斂，自然難免。
蘇轍謂：『善為國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畢仲游 與司馬光書謂：『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掃地官，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燾亦謂：『熙寧、元豐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據此不僅中央多積，雖州縣亦有盈，惟民力為難繼耳。陳次仲讜論集上徽宗論中都費用狀亦謂：『臣聞元豐庫昔年所積財帛甚多，近歲開邊，支遣殆盡。』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點，在於只知認定一個目標，而沒有注意到實際政治上連帶的幾許重要事件。
程顥本贊成新法，其後亦轉入反封派方面。嘗謂：『眾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
而且還帶有急刻的心理。
范純仁告神宗：『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憸〔音先〕佞所乘。』程、范所言，實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鞏亦曾致書安石細論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 熙寧二年為相，至熙寧六年，先後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 王安石參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四月 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廬秉、王汝翼、魯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五月，翰林學士鄭獬、知制誥錢公輔罷。六月，御史中丞呂誨罷。
七月 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八月，侍御史劉琦、御史裏行錢覬貶。知諫院范純仁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罷。
九月 行青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罷。
十一月 頒農田水利約束。
閏月 置諸路提舉官。
三年十二月 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罷。十月，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四年二月 更定科舉法。四月，出直使館蘇軾。七月，監察御吏裏行劉摯罷。又貶御史中丞楊繪。
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
五月 行保甲養馬法。
八月 頒方田均稅法。
六年九月 收免行錢。四月，樞密文彥博罷。
此等新法，即謂用意全是，大體上非長時間慎密推行，不易見效。
如方田均稅法，亦先有行者，而不勝其弊。歐陽修初亦主均田，見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謂其不便。祥長編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漸，又必有善體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實際吏治的情況。
熙寧六年張商英上五事札子謂：『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議論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緩圖之，則為大利；不然則為大害。願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終莫見其成矣。』張氏此言，可與上引范純仁說同看。新法利弊，盡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無論立法用意如何，並不是必須激急推行，不可復緩。安石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進，至不惜犧牲許多不應放過的人事上之助力，實在是他的失策。如歐陽修為竭力獎進王安石之前輩，司馬光為安石同時好友，程顥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與安石始終共事，實為安石失敗之最大原因。蘇軾奏論新法，謂：『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營器械，閱習鼓旗，物議既允，臣安敢有辭?』時反對新法者大體皆君子，安石寬以圖之，未必無和衷共濟之路。所以當時人說他性情執拗，不曉事。唐介言安石『好學泥古』，孫固言安石『狷狹少容』，皆中其病。又說他只能做翰林學士，不該做宰相。此韓琦語。
熙寧七年四月，權罷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後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豐八年神宗卒，先後一共不過十七年。即使舉朝一致，盡力推行，此等各項新制，均牽涉全國經濟民生，未必即可有穩固之基礎與確定之成效。何論其常在議論喧豗〔音灰〕、意見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敗，一部分是行政技術上的問題。
安石未免自視過高。
反對他的，他便罵他們『不讀書』。安石初相，爭新法，議論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說他們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卜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顧群情矣。又固執不受人言。當時謂安石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之狂論。
而結果為群小所包圍，當時批評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於如呂誨等遽〔音聚〕罵安石為大奸大詐，時新法尚未行，即司馬光等亦覺呂誨彈之太過，宜乎不足以動神宗之信託。
安石的最大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
依照當時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非寬養民力，不足以厚培國本。非厚培國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問題，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國內新政措施全無頭緒的當日，卻同時引起邊釁，對外便覬開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處。因此更是加意聚斂，而忽略了為國家的百年長計。
熙寧元年，富弼入覲〔音進〕，神宗問邊事，弼曰：『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時神宗年二十，方銳意有為，聞弼語，為之默然。安石相，始務拓境。神宗問王韶邊費，安石喻韶不必盡對。然自王韶開熙河，種諤開綏州，而徐熙卒有永樂之敗。事在元豐五年。史稱：『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對遼則割讓河東地七百裏。事在熙寧八年。惟先有意於邊功，遂不期而亟亟於聚斂耳。
南宋時，陳亮評安石新政，從宋代建國的本原立論，可謂中其癥結。
亮謂：『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藩鎮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音娟〕削之。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專；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本末，真不足以謀國也。』
但安石新政，雖屬失敗，畢竟在其政制的後面，有一套高遠的理想。
舉要言之，約有三項。如保甲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方田、青苗、均輸、市易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裁抑兼併，上下俱足的社會。興學校、改科舉制度等，別欲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安石自謂『經術所以經世務』，又勸神宗『為治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處也。
這一種理想，自有深遠的泉源，決不是只在應付現實，建立功名的觀念下所能產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後面，別有所謂『新學』。
於是有所謂三經新義之頒行。王氏詩、書、周禮注，稱『三經新義』。劉靜春謂：『王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按：宋學實盡於劉之二語。
安石的新政雖失敗，而新學則不斷的有繼起者。
安石新法，雖為同時反對，其新經義，則雖同時政敵，亦推尊之。司馬光只謂其『不合以一家之學，蓋掩先儒』而已。劉摯亦謂：『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為多。』呂陶亦謂：『先儒傳注未必儘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時國子司業黃隱覬時迎合，欲廢王氏經義，竟大為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蓋就大體言，則當時反對新政諸人，固自與安石仍在同一立場也。
直到朱熹出來，他的四書集注，成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標準。其實還是沿着王安石新經義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