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東漢與西羌
自匈奴主力為武帝徹底擊破，直到東漢，實際上中國並無嚴重的外患。竇憲北伐〔和帝永元元年〕，雖獲勝利，並不像衛、霍之費力。
然而東漢卻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擾。此乃東漢整個建國形勢之弱點的暴露，以及應付的失策，並不在於西羌之難敵。
羌人叛漢，起和帝時，護羌校尉鄧訓卒後，由於邊疆吏治之不整飭。其勢並不能與西漢初年之匈奴相提並論，而漢廷早議放棄涼州。安帝永初二年龐參主議，嗣得虞翊諫而止。羌叛凡十餘年，漢兵屯邊二十餘萬，曠日無功。羌虜皆騎兵，漢以步卒追之，勢不能及，則彼能來我不能往；西漢屯田之所以見效，以先有騎兵之驅逐掃蕩，敵已遠遁，乃以屯田繼之。
軍旅之費二百四十餘億，並、涼二州為之虛耗。
虞詡教任尚：『罷諸郡屯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任尚竟以立功。可見西羌並非強寇，只在漢廷應付之不得當。
第二次羌變在順帝永和後，羌寇遍及並、涼、幽、冀四州，用費八十餘億。
第三次羌變在桓、靈時，段潁前後一百八十戰，大破東羌，用費四十四億。羌禍雖歇，而漢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運之來臨。
當時士大夫見朝事無可為，惟有擁兵以戮力邊徼，尚足為功名之一徑，如張奐、皇甫規、段潁，皆於此奮起。北虜、西羌斬首或至百萬級，以其餘力驅芟黃巾，漢之末造，乃轉以兵強見。一時士大夫既樂習之，士民亦競尚之，此乃東漢晚季清談以外之另一風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國之局面。專務清談，不競武功，乃兩晉事。
黃河西部的武力與東部的經濟、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漢之全盛，所謂『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即足表示其意義之一部分。東漢以來，東方人漸漸忘棄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陽，東方人之聰明志氣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東方經濟、文化之潤澤而衰落。而東方的文化經濟，亦為西方武力所破毀。
鄭太說董卓：『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斗。天下所畏，無若並、涼之人。』皇甫規、張奐、段潁，亦皆涼州人也。一個國家，內部自身存在兩種極相違異的社會情態，無有不致大亂者。
董卓領着涼州兵東到洛陽，中國歷史，便從此走上中衰的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