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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國史大綱作者:錢穆發佈:一葉知秋

2020-10-12 03:18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探索,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一、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1〕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公元1939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約五十萬年,中華民族當為其直屬後裔,其時北京人已知用火,當早於歐洲人用火三十萬年以上。其它遺物,周口店發現亦甚豐。

其後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藍田猿人,與北京人時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與西侯度村等十三處。其中芮城兩址時代更早,後有廣東曲江馬壩村發現『馬壩人』,時代稍後於『北京人』與『藍田人』。則是在遠古時代,吾中華民族之祖先,殆已遍佈華南、北。

〔2〕、中期舊石器時代

在華北發現者,多在山西、陝、甘高原一帶。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緣橫山山脈。甘肅慶陽發現,亦屬此期。華南有湖北長陽出土『長陽人』。

〔3〕晚期舊石器時代

此期據今約不過一萬年。遺址發現,遍及南北,惟黃河、長江下游各地,則尚未發現在此等遺址。

〔二〕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1〕黃河中下游

一為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報發現,稱為『彩陶文化』。其分佈地區,以豫西、晉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東至豫中,南至漢水中上游,北達河套。遺址發現,多在河流兩岸之台地,分佈極稠密,已發現者約達千處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六千年。陝縣廟底溝早期遺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時已經原始鋤耕農業,兼事漁獵。

二為龍山『黑灰陶文化』。分佈地區較『仰韶文化』為廣。西起陝西、東至海濱、東北至遼東半島,東南江蘇,發現遺址三百餘處。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發展進步而來。又可分為較早『形成期』與較晚『典型期』之兩期。如河南陝縣廟底溝,即在仰韶文化上層。安陽後岡則在殷墟之下層。此層皆屬『龍山文化』之較早形成期。如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鎮諸地,是為龍山文化之較後典型期。此時期之文化,鋤耕農業已甚進步。陶器開始採用輪制,並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殼陶為其特色。並已有城堡建築,以牛、羊、豬之肩胛骨為卜。

〔2〕長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縣屈家嶺之發現。其分佈範圍,為長江及武當山、桐柏山、大別山所環繞之江漢地區。其時期晚於仰韶、而早於龍山。其中如淅川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區之文化,已普種水稻、狩獵、紡織均相當發達,有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3〕其它

如黃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區,東南沿海,塞北草原及東北地區、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處,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在此不備及。

由於此等發現,遂使國人之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尋,此不可不謂是近六十年來吾國人古史知識上的一大進步。

國人此六十年來之發掘考古工作,因於材料陸繼發現,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論亦陸繼改變。如仰韶、在龍山兩期文化,以前認為其各自獨立發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學者早有中國民族與中華文化西來之臆測。民國十年發現仰韶彩陶上繪幾何花紋,西方學者仍認為其與中亞、南歐一帶有關係,但今亦無人置信。據最近考古學家一般之意見,綜合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大體認為中國文化最早開始,應在山、陝一帶之黃土高原。東至太行山脈,南至秦嶺山脈,東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區。自此逐步向東南發展。及至新石器時代,當轉以渭水盆地及黃河大平原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東發展,形成龍山文化。向西傳播,乃至黃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發現中尚不見西北地區有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則中華文化西來之說,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發現

遠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陽發掘殷代所用龜甲占卜文字,而發現其地為古代之殷墟,此一遺址之年代,已遠在有文字記載之歷史以後。在此遺址所得器物,已遠後於石器時代,而代表了很進步的青銅時代。其間有一部分遺物,可證其直接因襲於龍山文化而來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後岡,上層有白陶,今稱之為『小屯文化』。中層黑陶,即代表『龍山文化』。下層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斷有陶文化。

目前關於考古發掘之成績,大略可言者止此。

傳說神話之審訂,近人為之尤力。如顧頡剛等所編集之古史辨。

然中國民族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恆、晉文』,已為一部極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

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系,後人亦多駁辨。如三國時期秦宓、北宋時歐陽修等。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歷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的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的遺失而淘汰。層累之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應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起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即後代史亦強半由傳說追記,未必皆出歷史事變時人當身之記載。此其二。

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於陳壽三國志。此其三。

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以成於一手也。如尚書之堯典、禹貢等。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系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其以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如謂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說則謂見其某日在南京。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飛機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本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應之限度,凡及年曆、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曆以下迄皇甫謐帝王世記、邵雍皇極世經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歷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於研治古史仍屬徒勞。

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事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則古代文化之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起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蹤之超逴,近於神話。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莊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廣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荊山,見唐書地理志。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

黃帝又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隈之圈子裏,與舜、禹故事相關不遠。

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後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握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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