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03:10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爲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
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於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
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爲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爲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於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爲【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爲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爲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爲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
且王官之學，流而爲百家，於是『史官』之外，復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爲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
『史官』爲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爲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爲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爲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爲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爲入仕惟一正途。
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並復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復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爲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480年。馬遷爲【史記】，亦前耶穌降生100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
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爲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爲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爲代興。隋唐統一政府復建，其精神淵源，明爲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
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
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
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造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於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
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爲廢絕。
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彼輩之分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惟所缺者，在其於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於晚周先秦，遷衍至於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爲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爲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爲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爲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爲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於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於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爲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於和平，而不重於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爲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於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
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既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爲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仍自居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此。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