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
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爲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爲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爲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占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爲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