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
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
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
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
又繼而有通鑑，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廁其間，光輝乍辟，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
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
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