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一回 面折廷爭

自紹興八年開始的四年之間，南宋抗戰派和投降派的鬥爭空前激烈，亦為史無前例。宋高宗和秦檜原以為推行其降金政策，麻煩是在同金朝如何討價還價，他們似乎並未預想到會招致國內如此強烈的反對。

很多抗戰派也實難測度宋高宗的用心。建炎年間，他逃竄於維揚，流亡至海上，國勢危如累卵，向金朝告哀祈和，尚可說是迫不得已。如今國威既振，強敵屢敗，不與金朝和議，依然可穩居帝位，為什麼非要向殺父之仇人屈膝求和不可。『高宗之為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1】此說是有相當道理的。當然，末高宗身為萬乘之主，『膺無敵之貴，享無倫之富』，而甘心情願受曠古未有之恥，忍曠古未有之辱，^【2】這應與他個人的品格，欲當太平風流天子的心理等有關。

宋高宗的屈膝求和政策，自然違背大多數人的意願和利益，然而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皇帝的獨夫之志，卻可逆萬眾之心而行，對和戰的大政方針起決定作用。

投降派固然是由統治集團中保守的、腐朽的部分所組成，其實也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就其大多數人而言，無非出自觀風使舵、鑽營利祿的慾念，也未必有確定的政治傾向。但是，各人狹隘動機之總和，恰好構成這個政治派別的狹隘私利。

當時的宰執共有四人，新近升為右相的秦檜自不待言。左相趙鼎和參知政事劉大中『首鼠兩端』，^【3】其實仍傾向於降金。趙鼎的政治傾向大致是出自害怕戰爭，希圖苟安的心理。宋高宗的降金乞和活動開場後，『物議大訩，群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

宋高宗『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便為他出謀劃策說，『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耳』。『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群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4】於是宋高宗不厭其煩地做出聲淚俱下的表演，說『朕北望庭闈』，『幾於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5】

然而趙鼎同秦檜的意見並不一致，他要求顧全皇帝的一點體面，議和後的禮數不要太屈辱，還主張以黃河故道為界，而得到黃河改道前的數州之地。^【6】急於求成的宋高宗卻深怕和談因此告吹，對趙鼎愈來愈不能容忍，秦檜則投其所好，得其歡心。

王庶在宰執中地位最低，又是一人對三人，卻大義凜然，據理力爭。他聽到金使南來的消息，就奉命提前在六月趕回行朝。王庶多次上奏，他列舉岳飛、韓世忠等將踴躍求戰的事實，說：『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他還堅決表示，絕不『簽書和議文字』，『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7】

金使兀林答贊謨_烏陵思謀^【8】來到臨安府，與宰執們會面。趙鼎問：

『地界何如？』

他立即應答：

『地不可求而得，聽大金還與汝。』

王庶目睹仇敵無比驕狂，宋高宗『反加禮意』，宰執們更是卑躬屈節，『溫顏承順』，更使他『心酸氣噎』。但皇命在上，他只能對金使不看一面，不交一語，以表示抗議。^【9】

宋高宗決意講和，雖不乏力排眾議的勇氣，但也不能不考慮。在五大帥中，岳飛原先的資歷最淺，當劉光世、韓世忠和張俊升任節度使時，他還是一個低品的偏裨。岳飛的戰功和聲望後來居上，使韓世忠和張俊忌妒不平。岳飛從抗金的大局出發，先後給兩人寫了幾十封書信，殷勤致意，韓世忠和張俊都置之不理。平定楊麼後，岳飛又向兩人奉送人員和裝備齊全的大車船各一艘。韓世忠十分高興，從此與岳飛釋嫌言歡。張俊得到那艘長三十宋丈、高五宋丈的巨艦，反而認為岳飛炫耀戰功，格外惱恨。^【10】

通過此次朝見和表態，岳飛和韓世忠益發情投意合，而張俊則更蓄意要排擠和陷害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