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岳飛生平的史料

中國古代一向重視史籍的編纂。唐朝建立了完備的官修史書制度，使史書的編修，由私撰為主轉變為官修為主。宋朝的官史更加發達。皇帝的言行，宰執朝夕議政等，被編錄為時政記、起居注、日曆之類。品級較高的臣僚死後，他們的行狀、墓志銘之類也須上報史館。每代皇帝死後，史官們依據上述各種記錄，編寫成紀傳體的國史和編年體的實錄。

儘管宋朝官史發達，私人作野史、寫筆記小說的風氣依然盛行。司馬光的【辣水記聞】中，就記載不少異聞軼事，有的甚至觸犯宋朝列祖列宗的尊嚴，與【資治通鑑】的『臣光曰』說教適成鮮明對照，這也是時風如此。私史和野史或可保存一些官史所避諱或隱沒的史料。

官史的基本缺陷，是在很多場合下須仰承當政者的鼻息，篡改和歪曲史實真相。宋高宗朝的官史，自秦檜再相以後，不僅自己『監修國史』，又以其養子秦熺『領國史』^【1】，主編宋高宗生前的主要官史一編年體的日曆。據紹興三十二年_{公元1162年}史官張震奏：

『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而十二年以後迄今，所修未成書者至八百三十餘草卷，未立傳者七百七人。』^【2】

這一千四百二十餘卷，是接近於【高宗日曆】的全數。【宋史】卷203【藝文志】載有『【高宗日曆】一千卷』^【1】，這當是後來對『草卷』進行加工刪削後的實數。『蓋紹興十二年以前日曆，皆成於檜子熺之手』^【2】，『凡所紀錄，莫非其黨奸識餡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後世』，後來有個叫徐度的官員翻閱此類官史，唯有『太息而已』^【3】。

從建炎元年到紹興十二年，正是宋金和戰，南宋抗戰派和投降派激烈鬥爭的重要時期。岳飛最初投身抗金到被害的主要經歷，都是在此期間。唐宋時代日曆、實錄等編年史都有附傳。一般體例是記錄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其下即有本人附傳^【4】。故【高宗日曆】在記載岳飛賜死時，應有一篇秦熺之流撰寫的岳飛傳。此傳將岳飛作為逆臣，當然竭盡毀謗污衊之能事，不遺餘力地抹煞岳家軍的戰績。當時一個『日曆之官』說：

『自_紹興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闊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5】

岳飛生前尚且如此，他慘遭殺害後，就更可想而知了。宋孝宗按照慣例，給岳飛賜諡時，就遇到秦檜父子篡改歷史所造成的困難。一方面，『人謂中興論功行封，當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部考功司複議『武穆』諡號時，『因博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與夫立功之實，其非常可喜之大略，雖所習聞，而國史秘內，無所考質』。人稱岳飛功居第一，只是憑傳聞印象，而官史中卻無以證實。於是只得採取訪問故將遺卒的辦法，『獨得之於舊在

行陣間者雲』^【1】。足見岳飛的抗金事跡，被湮沒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曆】等宋代官史業已佚亡，現存有關岳飛事跡的主要史籍，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鄂國金佗稡編、續編】五部史書。除了【金史】以外，其他四部史書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檜父子篡改歷史的後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內容最龐雜的一部。人們可以列舉其千百條錯誤，但【宋史】畢竟是最基本的宋代歷史資料。【宋史】在元朝末年倉猝成書，大體上是照抄宋人自撰紀傳體國史等書。【宋史】卷365【岳飛傳】，卷368【張憲傳】、【楊再興傳】、【牛皋傳】等大致即是抄自【中興四朝國史·岳飛傳】。【中興四朝國史】到宋寧宗為止。【宋史】卷365【岳飛傳】的敘事止於『嘉_泰四年，追封鄂王』，而不載宋理宗即位之初的寶慶元年_{公元1225年}，為岳飛改諡『忠武』一事，即是明證^【2】。

【中興四朝國史·岳飛傳】大體照抄和節略了章穎的【岳飛傳】，而章穎的【岳飛傳】又大體照抄岳飛孫岳珂的【鄂王行實編年】。故【宋史】卷365【岳飛傳】與【宋史】卷24至卷29【高宗紀】的記載不能沒有牴牾，【高宗紀】其實正是來源於【高宗日曆】等官史。如【岳飛傳】說紹興十年岳飛自朱仙鎮班師，而【高宗紀】卻說『自郾城還，軍皆潰』。這僅是【宋史】粗製濫造，失於剪裁的一例。

儘管如此，【宋史】仍為研究岳飛，了解他平生事跡的時代背景提供了有用的記錄。例如，【宋史】卷28【高宗紀】所載紹興七年岳飛辭職時的張浚上奏，同書卷380【何鑄傳】關於岳飛背刺『盡忠報國』的記載，同書卷399【仇愈傳】關於岳家軍援淮西的記載等，都相當重要。

【金史】與【宋史】同時編撰，它主要依據金人自撰的史書寫成。【金史】的缺點也頗多，其記載宋金戰爭則往往揚勝諱敗。南宋

初期，宋朝有和尚原、仙人關、順昌、郾城和潁昌五次大捷，【金史】卻只承認和尚原一次，其他四戰隻字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補充或糾正宋方記載之不足，還記錄一些金朝初年北方抗金義軍活動的史實。如果進行仔細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家軍紹興十年北伐時，金朝所處的窘境。【金史】卷77【宗弼傳】實際上也承認一度放棄開封城，後又重占的史實。

【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書，是今存記述宋高宗一代歷史，也包括宋金和戰的資料最為豐富的史書。【會編】引用大量制詔、國書、奏議、碑誌、記序等文獻資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並蓄。【要錄】主要根據日曆等官史，也旁采諸家著述，考訂較為精詳。這兩部史書提供岳飛事跡的史料，自然比【宋史】和【金史】豐富得多。但是，兩書的作者徐夢莘和李心傳儘管肯定岳飛，而對岳飛事跡的敘述卻相當疏略，甚至不知不覺承襲秦熺【高宗日曆】的某些誣衊不實之詞。岳飛的主要事跡，包括四次北伐，紹興七年並統淮西軍而受的打擊，紹興八年和九年的反對和議，紹興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害等，這兩部書都無完全和準確的敘述，既有訛謬，又有疏漏。

人們談論宋代的編年史，往往是【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並稱，其實【要錄】不如【長編】。【長編】的寫作原則是寧繁毋略，而【要錄】則是名副其實的『要錄』。如果將【宋會要輯稿】同兩書對比，情況就比較清楚。【長編】的記載至少有相當部分比【宋會要】詳細，而【要錄】的記載往往比【宋會要】簡單，甚至刪削了一些有價值的史料。【宋會要】的【中興會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被【要錄】刪略的岳飛事跡。例如【要錄】卷109紹興七年三月甲子條只載王貴和牛皋升官，而【宋會要】兵18之38則說明升官原因：『掩殺逆賊五大王劉、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看來秦熺【高宗日曆】尚未刪除的史實，倒是被【要錄】所節略。

【鄂國金佗稡編、續編】一書，當然是研究岳飛最重要的史籍。

岳飛從遇害到平反，長達二十一年。宋孝宗為岳飛昭雪後，岳霖方開始搜集資料，整理父親的歷史傳記，卻為時已晚。

岳飛家中原來存有大量的朝廷和軍中文件，在他入獄以後，即被查抄，大多銷毀或散佚了。即以宋高宗給岳飛的『御筆手詔』而論，共達『數百章』，這隻怕是唯一不得被隨便銷毀或扔棄者，結果卻保存在左藏南庫『架閣』^【1】。皇帝的御筆，不供奉在秘書省之類機構，卻在庫房中存檔，這也是一種出於宋高宗和秦檜政治需要的荒謬而特殊的處置方式。最後岳霖和岳珂父子搜求到的宋高宗『御筆手詔』，僅存八十六件，大部分亦已散失，則其他文件的散佚程度更可想而知。此外，很多人存有岳飛信札，或有關記錄，也因懼禍，而紛紛毀棄^【2】。

既然得到的文字資料有限，岳霖只能『考於聞見，訪於遺卒』^【3】。然而這方面的收穫也不大。岳飛的兒子一輩，只有長子岳雲出入行陣，頗知岳家軍的戰績和往事，卻已一起罹難。次子岳雷在岳飛逝世時已十六歲，也比較懂事，然而卻在宋孝宗宣布昭雪前，已抑鬱而終。三子岳霖在岳飛辭世時只有十二歲，四子岳震七歲，五子岳霆三歲，長孫岳甫四歲，這幾個人更不能提供什麼資料。至於岳飛妻子李娃，按照古代禮教，一一般是不過問軍務的，她所了解的岳飛平生事跡，就有很大的局限。

在岳飛身後幾十年間，故將遺卒喪亡殆盡。從今存記載看，如王貴、牛桌、董先、李若虛等重要的部將和幕僚都已在岳飛平反前逝世。在淳熙五年給岳飛賜諡的文件中，官員們儘管參考了宋高宗的親筆手詔，也訪問了『舊在行陣間者』，卻仍將岳飛的事跡寫得顛三倒四，掛一漏十。故後來袁甫寫詩感嘆說：『背嵬軍馬戰無儔，壓盡當年幾列侯。先輩有聞多散佚，後生誰識發潛幽?』^【4】應當指出，由於年深月久，記憶不確，故遺聞自然也不盡可靠。

岳霖雖然遇到很大困難，還是請後來官至國子博士的顧杞，整理出一個岳飛傳記的草稿，在臨死時託付給兒子岳珂。

岳珂依靠宰相京鏜的幫助，『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

以來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之於冊』^【1】，對顧杞的草稿加工整理，修改補充，最後定稿即名【鄂王行實編年】。此後，岳珂又將【鄂王行實編年】以及其他的文件、記錄等匯編成【鄂國金佗稡編】二十八卷和【鄂國金佗續編】三十卷。因岳飛後追封鄂王，故名『鄂國』，『金佗』大約就是王印之意，『稡』或與『萃』字相通。

儘管【金佗稡編、續編】中保存的資料殘缺不全，此書仍取得相當的成就，恢復了岳飛事跡的部分歷史真相。

例如，紹興七年岳飛和宋廷發生衝突的原委，秦熺的【高宗日曆】作了精心的篡改。其實，【趙鼎事實】已對此有所透露，說劉光世『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為北向之舉』^【2】。李心傳雖將這條記載編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之附註，而正文之敘事依然承襲秦熺的曲筆。【三朝北盟會編】的敘事也同樣是荒誕不經的。【金佗稡編】公開了宋高宗的手詔，另加【金佗續編】提供黃元振編岳飛事跡，證實宋高宗君臣對岳飛並統淮西行營左護軍問題的出爾反爾，使真相得以大白。

由於秦檜父子不遺餘力地掩沒岳家軍的戰功，宋人談到紹興十一年和議前的戰役，往往只提順昌和柘皋兩戰，而不提郾城和穎昌兩戰。宋孝宗乾道二年_{公元1166年}，定所謂『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3】，多數是不足道的小勝，卻不列岳家軍的郾城和穎昌兩次大捷。關於這兩次戰役，有關資料雖亦散佚甚多，而【金佗續編】仍保留一道獎諭詔說：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選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併集之眾，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4】

此詔證明宋廷當時曾對哪城大捷作出的絕高評價。又如對紹興十一年岳飛援淮西，【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承襲秦松、張俊之流的誣衊，說岳飛有意逗遛，拒不赴援。【金佗稡編】依據宋高宗手詔等，作了有說服力的辨誣。

【鄂國金佗稡編、續編】的主要缺點，是迴避與抹煞宋高宗和岳飛的矛盾，客觀上為宋高宗開脫罪責。既然祖父是在趙宋政權之下恢復名譽的，岳珂只能說祖父和宋高宗本來是親密無間的，僅是秦檜從中作祟，才發生了悲劇。岳珂編集此書，就是要『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2】，表白祖父『獨以孤忠，結知明主』^【3】。岳珂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卻不能不歪曲事實的某些真相。從今存記載看，一些反映宋高宗和岳飛矛盾的記錄，幾乎都經過岳珂的篩選，在【鄂王行實編年】等敘事或論述中，並無片言隻語的存留。

更有甚者，岳珂還有意曲解史實。紹興七年，岳飛本以憤慨辭職，作為對宋高宗君臣收回成命的抗議，而岳珂卻說宋高宗『寢其命』後，岳飛『略無慍色』^【4】。岳飛在當年奏請設立皇儲，被宋高宗視為越軌行為，當面予以責備。岳珂卻大費筆墨，寫【建儲辨】一文，力辨其無。岳飛的入獄和被害，都是由宋高宗親自批准，並將岳雲從徒刑超越流刑，改為死刑。岳珂看過有關獄案文件^【5】，卻杜撰了『先臣下吏，上初不許，檜實矯詔，輿致大理』之說^【6】，又寧肯引用【野史】的荒誕記載，說秦檜寫一紙條交付獄官，就輕易地殺害祖父。

岳珂苦心掩飾的結果，是為後世戲劇、小說虛構岳飛的『愚忠』形象開了先河。

【金佗稡編、續編】也還有其他一些缺陷，如【鄂王行實編年】等部分對資料的占有不夠充分，岳珂本着孝子慈孫之心，對祖父的事跡不免有虛美的成分，其史筆也有不少錯訛和疏漏。

除了以上五部書外，李綱的【梁溪全集】，趙鼎的【忠正德文集】，張蛛的【紫微集】和薛季宜的【浪語集】也有相當的資料價值。本書敘述岳家軍第二和第三次北伐，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了【梁溪全集】和【忠正德文集】的記載，得以補充和糾正【金佗稡編】等書的缺略和錯誤。

筆者編錄的【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一書，依據不同版本，對此書文字作了校勘和標點，填補了原書的一部分缺頁和缺字，並引用宋代各種記載，主要對【鄂王行實編年】作了注釋和考證。此書可以作為研究岳飛的基本史料書。此書所用【三朝北盟會編】的注釋文字，其版本為流行之清光緒刻本，如今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清許涵度刻本出版，但筆者在作注釋工作時，尚不可能利用後一版本，進行校勘，這不免是個缺憾。就我所見，【三朝北盟會編】這兩個版本各有優劣，難於取其一而廢其一，只能長短互補。此外，【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一書的注釋中，對宋代少量次要的岳飛資料，也有遺漏。當此書再版之機，筆者又做了一些補直的工作。

應當承認，人們對【鄂王行實編年】史料價值的評價，是有差異的。就筆者所見，【鄂王行實編年】雖有前述缺點，實為私家傳記的通病，可與大抵源於私家記述的【宋史】諸列傳『一視同仁』，無須『另眼相看』。總的說來，它仍是記述岳飛事跡最重要的史料，其豐富和可信程度勝過【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大史籍。自先師鄧廣銘先生帶頭破除對【鄂王行實編年】的迷信以來，後繼者大抵都沒有將此傳記當作不得質疑的經典性信史。至於對【鄂王行實編年】史料虛實的考辨，自然會出現一些分歧，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無須強求一律，不妨眾說並存。例如，對於誰是殺害岳飛的元兇問題，鄧廣銘先生依他的辨證，還是大體沿用【鄂王行實編年】的秦檜矯詔殺岳飛說。然而筆者則認為，此乃岳珂的可以理解的曲筆，並論證了殺人元兇是宋高宗。這當然是對【鄂王行實編年】的一條最重要的反證。總的說來，【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的考證，只是筆者一家之言，人們盡可提出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