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岳飞生平的史料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史籍的编纂。唐朝建立了完备的官修史书制度，使史书的编修，由私撰为主转变为官修为主。宋朝的官史更加发达。皇帝的言行，宰执朝夕议政等，被编录为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之类。品级较高的臣僚死后，他们的行状、墓志铭之类也须上报史馆。每代皇帝死后，史官们依据上述各种记录，编写成纪传体的国史和编年体的实录。

尽管宋朝官史发达，私人作野史、写笔记小说的风气依然盛行。司马光的《辣水记闻》中，就记载不少异闻轶事，有的甚至触犯宋朝列祖列宗的尊严，与《资治通鉴》的“臣光曰”说教适成鲜明对照，这也是时风如此。私史和野史或可保存一些官史所避讳或隐没的史料。

官史的基本缺陷，是在很多场合下须仰承当政者的鼻息，篡改和歪曲史实真相。宋高宗朝的官史，自秦桧再相以后，不仅自己“监修国史”，又以其养子秦熺“领国史”^《1》，主编宋高宗生前的主要官史一编年体的日历。据绍兴三十二年_{公元1162年}史官张震奏：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未成书者至八百三十馀草卷，未立传者七百七人。”^《2》

这一千四百二十余卷，是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宋史》卷203《艺文志》载有“《高宗日历》一千卷”^《1》，这当是后来对“草卷”进行加工删削后的实数。“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2》，“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识馅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翻阅此类官史，唯有“太息而已”^《3》。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和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重要时期。岳飞最初投身抗金到被害的主要经历，都是在此期间。唐宋时代日历、实录等编年史都有附传。一般体例是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其下即有本人附传^《4》。故《高宗日历》在记载岳飞赐死时，应有一篇秦熺之流撰写的岳飞传。此传将岳飞作为逆臣，当然竭尽毁谤污蔑之能事，不遗余力地抹煞岳家军的战绩。当时一个“日历之官”说：

“自_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5》

岳飞生前尚且如此，他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了。宋孝宗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时，就遇到秦桧父子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部考功司复议“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大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人称岳飞功居第一，只是凭传闻印象，而官史中却无以证实。于是只得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

行阵间者云”^《1》。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历》等宋代官史业已佚亡，现存有关岳飞事迹的主要史籍，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五部史书。除了《金史》以外，其他四部史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后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误，但《宋史》毕竟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末年仓猝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宋人自撰纪传体国史等书。《宋史》卷365《岳飞传》，卷368《张宪传》、《杨再兴传》、《牛皋传》等大致即是抄自《中兴四朝国史·岳飞传》。《中兴四朝国史》到宋宁宗为止。《宋史》卷365《岳飞传》的叙事止于“嘉_泰四年，追封鄂王”，而不载宋理宗即位之初的宝庆元年_{公元1225年}，为岳飞改谥“忠武”一事，即是明证^《2》。

《中兴四朝国史·岳飞传》大体照抄和节略了章颖的《岳飞传》，而章颖的《岳飞传》又大体照抄岳飞孙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故《宋史》卷365《岳飞传》与《宋史》卷24至卷29《高宗纪》的记载不能没有抵牾，《高宗纪》其实正是来源于《高宗日历》等官史。如《岳飞传》说绍兴十年岳飞自朱仙镇班师，而《高宗纪》却说“自郾城还，军皆溃”。这仅是《宋史》粗制滥造，失于剪裁的一例。

尽管如此，《宋史》仍为研究岳飞，了解他平生事迹的时代背景提供了有用的记录。例如，《宋史》卷28《高宗纪》所载绍兴七年岳飞辞职时的张浚上奏，同书卷380《何铸传》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同书卷399《仇愈传》关于岳家军援淮西的记载等，都相当重要。

《金史》与《宋史》同时编撰，它主要依据金人自撰的史书写成。《金史》的缺点也颇多，其记载宋金战争则往往扬胜讳败。南宋

初期，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金史》却只承认和尚原一次，其他四战只字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补充或纠正宋方记载之不足，还记录一些金朝初年北方抗金义军活动的史实。如果进行仔细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家军绍兴十年北伐时，金朝所处的窘境。《金史》卷77《宗弼传》实际上也承认一度放弃开封城，后又重占的史实。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是今存记述宋高宗一代历史，也包括宋金和战的资料最为丰富的史书。《会编》引用大量制诏、国书、奏议、碑志、记序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也旁采诸家著述，考订较为精详。这两部史书提供岳飞事迹的史料，自然比《宋史》和《金史》丰富得多。但是，两书的作者徐梦莘和李心传尽管肯定岳飞，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却相当疏略，甚至不知不觉承袭秦熺《高宗日历》的某些诬蔑不实之词。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并统淮西军而受的打击，绍兴八年和九年的反对和议，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害等，这两部书都无完全和准确的叙述，既有讹谬，又有疏漏。

人们谈论宋代的编年史，往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称，其实《要录》不如《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繁毋略，而《要录》则是名副其实的“要录”。如果将《宋会要辑稿》同两书对比，情况就比较清楚。《长编》的记载至少有相当部分比《宋会要》详细，而《要录》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简单，甚至删削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宋会要》的《中兴会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被《要录》删略的岳飞事迹。例如《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三月甲子条只载王贵和牛皋升官，而《宋会要》兵18之38则说明升官原因：“掩杀逆贼五大王刘、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看来秦熺《高宗日历》尚未删除的史实，倒是被《要录》所节略。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一书，当然是研究岳飞最重要的史籍。

岳飞从遇害到平反，长达二十一年。宋孝宗为岳飞昭雪后，岳霖方开始搜集资料，整理父亲的历史传记，却为时已晚。

岳飞家中原来存有大量的朝廷和军中文件，在他入狱以后，即被查抄，大多销毁或散佚了。即以宋高宗给岳飞的“御笔手诏”而论，共达“数百章”，这只怕是唯一不得被随便销毁或扔弃者，结果却保存在左藏南库“架阁”^《1》。皇帝的御笔，不供奉在秘书省之类机构，却在库房中存档，这也是一种出于宋高宗和秦桧政治需要的荒谬而特殊的处置方式。最后岳霖和岳珂父子搜求到的宋高宗“御笔手诏”，仅存八十六件，大部分亦已散失，则其他文件的散佚程度更可想而知。此外，很多人存有岳飞信札，或有关记录，也因惧祸，而纷纷毁弃^《2》。

既然得到的文字资料有限，岳霖只能“考于闻见，访于遗卒”^《3》。然而这方面的收获也不大。岳飞的儿子一辈，只有长子岳云出入行阵，颇知岳家军的战绩和往事，却已一起罹难。次子岳雷在岳飞逝世时已十六岁，也比较懂事，然而却在宋孝宗宣布昭雪前，已抑郁而终。三子岳霖在岳飞辞世时只有十二岁，四子岳震七岁，五子岳霆三岁，长孙岳甫四岁，这几个人更不能提供什么资料。至于岳飞妻子李娃，按照古代礼教，一一般是不过问军务的，她所了解的岳飞平生事迹，就有很大的局限。

在岳飞身后几十年间，故将遗卒丧亡殆尽。从今存记载看，如王贵、牛桌、董先、李若虚等重要的部将和幕僚都已在岳飞平反前逝世。在淳熙五年给岳飞赐谥的文件中，官员们尽管参考了宋高宗的亲笔手诏，也访问了“旧在行阵间者”，却仍将岳飞的事迹写得颠三倒四，挂一漏十。故后来袁甫写诗感叹说：“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几列侯。先辈有闻多散佚，后生谁识发潜幽?”^《4》应当指出，由于年深月久，记忆不确，故遗闻自然也不尽可靠。

岳霖虽然遇到很大困难，还是请后来官至国子博士的顾杞，整理出一个岳飞传记的草稿，在临死时托付给儿子岳珂。

岳珂依靠宰相京镗的帮助，“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

以来纪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1》，对顾杞的草稿加工整理，修改补充，最后定稿即名《鄂王行实编年》。此后，岳珂又将《鄂王行实编年》以及其他的文件、记录等汇编成《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和《鄂国金佗续编》三十卷。因岳飞后追封鄂王，故名“鄂国”，“金佗”大约就是王印之意，“稡”或与“萃”字相通。

尽管《金佗稡编、续编》中保存的资料残缺不全，此书仍取得相当的成就，恢复了岳飞事迹的部分历史真相。

例如，绍兴七年岳飞和宋廷发生冲突的原委，秦熺的《高宗日历》作了精心的篡改。其实，《赵鼎事实》已对此有所透露，说刘光世“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2》。李心传虽将这条记载编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附注，而正文之叙事依然承袭秦熺的曲笔。《三朝北盟会编》的叙事也同样是荒诞不经的。《金佗稡编》公开了宋高宗的手诏，另加《金佗续编》提供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证实宋高宗君臣对岳飞并统淮西行营左护军问题的出尔反尔，使真相得以大白。

由于秦桧父子不遗余力地掩没岳家军的战功，宋人谈到绍兴十一年和议前的战役，往往只提顺昌和柘皋两战，而不提郾城和颖昌两战。宋孝宗乾道二年_{公元1166年}，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3》，多数是不足道的小胜，却不列岳家军的郾城和颖昌两次大捷。关于这两次战役，有关资料虽亦散佚甚多，而《金佗续编》仍保留一道奖谕诏说：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选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4》

此诏证明宋廷当时曾对哪城大捷作出的绝高评价。又如对绍兴十一年岳飞援淮西，《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承袭秦松、张俊之流的诬蔑，说岳飞有意逗遛，拒不赴援。《金佗稡编》依据宋高宗手诏等，作了有说服力的辨诬。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的主要缺点，是回避与抹煞宋高宗和岳飞的矛盾，客观上为宋高宗开脱罪责。既然祖父是在赵宋政权之下恢复名誉的，岳珂只能说祖父和宋高宗本来是亲密无间的，仅是秦桧从中作祟，才发生了悲剧。岳珂编集此书，就是要“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2》，表白祖父“独以孤忠，结知明主”^《3》。岳珂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不能不歪曲事实的某些真相。从今存记载看，一些反映宋高宗和岳飞矛盾的记录，几乎都经过岳珂的筛选，在《鄂王行实编年》等叙事或论述中，并无片言只语的存留。

更有甚者，岳珂还有意曲解史实。绍兴七年，岳飞本以愤慨辞职，作为对宋高宗君臣收回成命的抗议，而岳珂却说宋高宗“寝其命”后，岳飞“略无愠色”^《4》。岳飞在当年奏请设立皇储，被宋高宗视为越轨行为，当面予以责备。岳珂却大费笔墨，写《建储辨》一文，力辨其无。岳飞的入狱和被害，都是由宋高宗亲自批准，并将岳云从徒刑超越流刑，改为死刑。岳珂看过有关狱案文件^《5》，却杜撰了“先臣下吏，上初不许，桧实矫诏，舆致大理”之说^《6》，又宁肯引用《野史》的荒诞记载，说秦桧写一纸条交付狱官，就轻易地杀害祖父。

岳珂苦心掩饰的结果，是为后世戏剧、小说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开了先河。

《金佗稡编、续编》也还有其他一些缺陷，如《鄂王行实编年》等部分对资料的占有不够充分，岳珂本着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虚美的成分，其史笔也有不少错讹和疏漏。

除了以上五部书外，李纲的《梁溪全集》，赵鼎的《忠正德文集》，张蛛的《紫微集》和薛季宜的《浪语集》也有相当的资料价值。本书叙述岳家军第二和第三次北伐，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了《梁溪全集》和《忠正德文集》的记载，得以补充和纠正《金佗稡编》等书的缺略和错误。

笔者编录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一书，依据不同版本，对此书文字作了校勘和标点，填补了原书的一部分缺页和缺字，并引用宋代各种记载，主要对《鄂王行实编年》作了注释和考证。此书可以作为研究岳飞的基本史料书。此书所用《三朝北盟会编》的注释文字，其版本为流行之清光绪刻本，如今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清许涵度刻本出版，但笔者在作注释工作时，尚不可能利用后一版本，进行校勘，这不免是个缺憾。就我所见，《三朝北盟会编》这两个版本各有优劣，难于取其一而废其一，只能长短互补。此外，《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一书的注释中，对宋代少量次要的岳飞资料，也有遗漏。当此书再版之机，笔者又做了一些补直的工作。

应当承认，人们对《鄂王行实编年》史料价值的评价，是有差异的。就笔者所见，《鄂王行实编年》虽有前述缺点，实为私家传记的通病，可与大抵源于私家记述的《宋史》诸列传“一视同仁”，无须“另眼相看”。总的说来，它仍是记述岳飞事迹最重要的史料，其丰富和可信程度胜过《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大史籍。自先师邓广铭先生带头破除对《鄂王行实编年》的迷信以来，后继者大抵都没有将此传记当作不得质疑的经典性信史。至于对《鄂王行实编年》史料虚实的考辨，自然会出现一些分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无须强求一律，不妨众说并存。例如，对于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问题，邓广铭先生依他的辨证，还是大体沿用《鄂王行实编年》的秦桧矫诏杀岳飞说。然而笔者则认为，此乃岳珂的可以理解的曲笔，并论证了杀人元凶是宋高宗。这当然是对《鄂王行实编年》的一条最重要的反证。总的说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的考证，只是笔者一家之言，人们尽可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