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3 21:20
軍隊佔領一個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佔領電台或電視台等原政權的發聲媒介，以達到迅速徹底剝奪對方話語權之目的，搶佔了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等於搶佔了道義制高點，因為敵人和自己的形象都可以任由佔領者去刻畫和塑造。軍事政變的操作手法，同樣也會把切斷所推翻對象的發聲渠道做為重點之一，使原先的執政者失去辯護能力、失去被同情的機會。可見，武裝組織被人看作革命者還是叛亂者？往往會因為宣傳工作的展開而被定形。所以，忽視話語權構建的組織，不僅會喪失辯護的能力、喪失撥亂反正的能力，同時，也會喪失獲得更多同情和支持的機會。
囿於自身認知局限和經費不足，緬甸民族武裝組織對宣傳機器的運作、對宣傳人員的培養，以及對宣傳工作的資金投入大多處於『蜻蜓點水』狀態。無論是報紙為王的年代，還是廣播電視為王的年代，由於民武控制區經濟發展落後，群眾文化素質偏低，民族武裝組織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去構建他們的『話語權』。所以，民武的形象一直處於被記者和敵對陣營媒體任意描繪的狀態，被醜化、被妖魔化、被污名、被誣衊也就成了民武組織避無可避的悲催。
到了互聯網時代，傳播媒介門坎開始日漸降底，打造一架專屬自己的喉舌機器、建設一個美化自身形象的宣傳平台，不再需要大量昂貴的硬件設施和資金投入，隨着流動互聯網自媒體傳播形式的普及，受眾接收信息也不再如紙媒或電視時代那麼有局限性。於是，緬甸各民族地方武裝組織紛紛開始藉助微博、微信、臉書等平台對外發聲，從此，他們的呼聲才漸漸被外界聽到，民武組織的形象也開始漸漸變得立體，不再是單一視角下的蒼白而粗鄙的模樣。可惜，流動互聯網帶來的便利，並沒有促成民族武裝組織從根本上改變對待構建話語權的認知和態度。
縱然在緬方宣傳機器的長年壓制下，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和道德圍攻，民族武裝組織對構建話語權方面的投入仍舊是他們各項經費開支中最低的一項，人力資源上的投入也遠遠弱於其他部門。財力和人力的投入程度是重視程度的直接反應，財力與人力的投入又直接與成效相關，由此可見，民族武裝組織長年被妖魔化、被醜化、被誤解、被歧視，跟他們忽視話語權構建有很大的關係。
在互聯網時代，民武組織雖然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距離有效使用『話語權』或發揮『話語權』威力依然有很大差距。而且，在流動互聯網自媒體體時代，敵對陣營妖魔化民武組織的方便度、擴散度和力度也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強。被妖魔化的結果就是被邊緣化、被歧視，忽視話語權構建的結果就是任由他人『毀容』、任憑敵對陣營醜化。近十年來，緬軍動輒將各種非法的帽子扣在與其交戰的民武組織身上，並成功杜絕了國內民眾對民武的同情，同時，也使得民武方面幾乎無法獲得國內群眾的聲援。民武方面為自身辯護的聲音、駁斥敵人的理由很少能夠傳播到大眾心裏。可見，話語權構建是關乎道德生存的大事，直接關係到存在的合法性、訴求正當性與行動正義性，唯有通過有力的宣傳機器，才能構建出強健的話語權。然而，由於宣傳工作僅僅被民武組織視為『形象塑造工程』，甚至被當作僅僅用以『美化已有形象』或『歌頌已取得的成就』，抑或被誤認為宣傳僅僅屬於『戰鬥勝利後的錦上添花工作』，沒有宣傳也照樣能取得戰鬥勝利。
從緬甸各家民武組織宣傳平台的影響力來看，幾乎沒有一家民武組織成功構建出強健的話語權。當前，民武組織的傳媒連緬甸本國都無法覆蓋，更不要說很好地傳播到國際上去。民武組織宣傳內容的點擊量與轉發量，極少有10萬加的閱讀量，根本不足以造成輿論影響。另外，語種的使用上也存在重在較大局限，有些民武的宣傳平台僅僅只有本民族的文字，有些民武甚至連本國國文——緬文都沒有，能夠純熟而又精準的使用英文做宣傳方案的也為數極少。宣傳形式也非常單一。缺乏媒介的宣傳，只不過是關起門來的自嗨，跟外界沒有半毛錢關係。
既擁有領地、擁有武裝又建立過民族政權的山地土著民族，由於年長忽視話語權構建，當他們被大緬族主義者武力剝奪基本權利之後，反而經常被緬方從道德高地上給打趴下、從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站立點上給踢倒下。有些民武組織領導人迷信軍事實力形成的話語權，以為『只要有實力，就自然會有人願意乖乖聽自己的話』，卻不知，靠着手中武裝力量得到的話語權是非常有局限的，而且，這種話語權並不能為其搶佔道義制高點、爭取道德生存空間，也無為其法構建出存在的合法性與行動的正義性。
從『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這一角度去理解話語權的重要性，可謂最形象不過。諸如清朝的文字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對話語權的血腥屠宰。近十年來緬政府動輒將不受其支配的民族組織宣佈為『非法組織』同樣也屬於話語權的濫用。敵對陣營的筆桿子和嘴巴子必然帶有傾向性和敵意，並且，所有言論均以搶佔道義制高點為首要任務，以達到突顯對手非正義性之目的。操縱話語權、或者濫用話語權，都會導致公理墮落，導致是非顛倒。『指鹿為馬』就是中國歷史上濫用話語權的最典型表現；『萬馬齊諳』則是眾群被剝奪話語權的突出現象。
由於對構建話語權不夠重視，緬甸的民族武裝組織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裏均遭受緬方碾壓式的輿論壓制，所有民武組織都曾有過被緬方巧妙誣衊、被醜化的經歷。而且，每當他們面對上述困境時，由於沒有強健話語權而喪失為自己正名的能力。2009年的果敢事件，果敢民族政權和軍隊在面臨緬軍人政府武力整編時完全落入被動困局，同時還被多方勢力掩蓋真相，甚至是惡意誣陷，而且，最終落得『求關注』的能力都被剝奪，根源正是因為撣邦第一特區政府掌權二十載不注重話語權建設的悽慘後果。一個擁有高度自治權利的特區，在緊要關頭卻連最基本的辯護權、申訴權和解釋權都沒有，這難道不是一種悲哀嗎？那情境用大俗話來講就是：『被挨了揍，卻連哭喊的權利都沒有。』果敢事件當時，先後傳出大量果敢富人財產被某些權力機關和人員藉機訛詐、勒索，此種被『落井下石』的現象，也可歸諸為果敢人喪失話語權的負面表現。因為人家知道『明擺着吃定你，你也不敢吭聲、不懂得吭聲，或者吭了聲也沒人信你。』從果敢事件中，可見一個組織話語權徹底喪失之後是何等的悲慘。
當今世界幾個特大的互聯網公司，因掌握超大數據，已具備影響國家政治甚至是國際政治的話語能力。2018年，臉書公司先後對緬甸一些含有政治傾向的自媒體進行封號，包括緬軍的賬戶在內也被封禁，臉書封號的舉措直接導致緬軍和一些民武組織丟失了很大的話語領地，尤其是若開軍和德昂軍等以臉書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民族武裝，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喪失了僅有的話語權。
話語權絕不是靠誰的恩賜或讓渡就能輕鬆獲得，而是需要靠自身的覺悟和勤奮工作爭取得來的。據說，美國花了一百年的時間，才意識到話語權的重要性和媒體的關鍵性。然後又用了一百年的時間，美國政府才能使媒體表現出重要性，並通過掌握和有效利用媒體，從而在國內和國際上獲得超強的影響力，成就自己的話語霸權。美國白宮素來以把控信息發佈權來控制媒體，進而牢牢掌握國際話語權。無論是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一切以反恐為名的行動，美國均能通過左右媒體掌握國際話語權，從而有效維護美國國家利益。
西方國家將話語權或媒體視為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可見媒體的關鍵性非同一般。此『第四權力』能讓平民百姓在法律失效的情況下，還能求助於媒體，為自己討個公道。
世界幾個大國之間，一直都存在話語權之爭。中國與日本在『中日戰爭』和『釣魚島』等問題上，就有激烈的話語權之爭；中國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也一直在進行明爭暗鬥，並在各大媒體中處處可見其刀光劍影。而各國普通民眾則在幾個大國的話語構建下，形成兩個互為敵對的思想觀念陣營，並固執地以為自己才是掌握真理的少部分人，從中可見話語權的非凡威力。強勢的話語權，可以對他國進行有效的輿論打壓，或把該國的輿論引導到有利於自己的那一面，更有甚者，還可以通過話語權解構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導致一個政府民心盡失，從而讓一個政府倒台，或者徹底顛覆某一個國家的主權。
話語權的構建需要憑藉媒體，而媒體的運作與功效發揮，則需要長期投資與苦心經營。唯有堅持發聲，持續輸出價值觀，才能逐步獲得社會效益，從而擁有強健的話語權。那些『今天做，明天就想看到效果』，或者『二三次注資，就企盼媒體長期正常發揮作用』的投資人，永遠也不可能構建出話語權。因為，指望『一次出資，就永久有效』實際上也是屬於『不願花錢，就想把事情辦好』的另一種表現。倘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個真理。那麼，就要看掌握經濟的人是否有足夠遠見、有覺悟把錢投在回報緩慢的構建話語權之上？因此，緬甸民族武裝組織在話語權的構建上，並不是某年某日下個決心『要努力搞好宣傳工作』就可以扭轉的。宣傳機器的高效運作需要核心成員進行觀念升級，直到某些觀念成為無意識的行動，並與時俱進方可。緬甸民武組織想要徹底改善被緬方輿論打壓、被親緬媒體任意醜化的處境，需要等到民武核心成員能夠以生存發展的戰略眼光去構建話語權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