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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緬甸內戰爆發的政治邏輯

武裝林立之國作者:王子瑜發佈:一葉知秋

2019-11-29 10:29

緬甸內戰像是一個魔咒,自立國以來就纏繞着這個資源富饒的國家,武裝林立和頻仍的軍事衝突問題,讓歷屆政府均束手無策,多年來全國軍政要員、專家學者都在絞盡腦汁想要攻克這一難題,迄今為止,依舊沒有找到解除緬甸內戰魔咒的方法。

內戰是人類世界具有普遍性的戰爭,所以它有一定的內在規律和行為邏輯可以探究。關於內戰爆發的根源,相關學術界曾做過一些研究和探討,也形成了一些理論和觀點,一致認同的內戰爆發緣由包括:『民族仇恨、認同危機、資源爭奪、權力分配、國家構建、政治革命』等等。拿上述這些因素來對照緬甸的內戰,幾乎每一條都能解釋得通,每條都是根源之一。然而,縱然人們找到了內戰爆發的根源,但對擺脫內戰卻於事無補,因為找到了病根,未必就能找得到救治的手段和藥方來對症下藥。

2001年有一個叫做『科利爾-堆夫勒模型』解釋內戰的新模型歸納出內戰爆發的5個關鍵因素。首因是:反政府武裝財務資源獲取的容易度;第二因素是:反叛機會成本低,兵源多;第三個因素是:反叛武裝具有地緣優勢,不容易被政府軍剿滅;第四個因素是:彼此的怨恨、相互恐懼程度及不信任程度;第五個因素是:族群分化嚴重,對立情緒高。這個簡稱為『C-H內戰模型』的分析幾乎無死角地呈現了緬甸內戰爆發的根源,對照這些根源,緬甸相關方面進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來截源斷根。

可是新的問題來了,緬軍方拿到『C-H內戰模型』之後,拿出終結內戰的手段未必是採取『和解式』或『安撫式』,並且極有可能採取下列的『打壓式』或『摧毀式』手段,諸如:

一、為了切斷民武組織的『財政資源獲取度』而發兵搶佔民武區域的一些自然資源;切斷民武組織一切可能產生經濟收益的渠道;動用國家力量封鎖民武控制區的商貿流通。〔事實上近十年來,緬軍也一直在努力這麼做。〕

二、加大妖魔化民武組織的力度,從法理上解構民族武裝存在的合法性,從國家利益層面上否定民武革命行動及訴求的正當性,通過操縱民意和輿論引論,削弱民族武裝組織獲取外界聲援的道德資本,增加民武抗爭的難度。

所以『C-H內戰模型』縱然洞察了內戰爆發的禍根,但只會讓掌握權力資源的執政集團從某些方面加大對民武的打擊力度,而不是從建立互信方面着手,也不是以政治權利分配方式化解族群對立情緒,從而消減內戰。這就是為啥和平人人皆心嚮往之,停止武裝衝突卻那麼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所有軍隊的領導人都在反覆強調他們『熱愛和平』,可是為何雙方即便簽署了和平協議,也不能長期有效呢?其實緬甸民族武裝衝突的歷史早已回答了以上這個問題——那就是『互信與安全感的缺失』。

在『恐懼感』的作用下,當事雙方由於互不信任對方的承諾,置疑對方的停火誠意;加之,撕毀協議的成本不高,所以,有些停火協議,最終都淪為一紙空文。比如登盛政府時期,一會兒要民武跟政府簽『省邦級和平協議』,一會兒又要求人家跟他簽『國家級和平協議』,這就是沒有互信造成的強迫症心理。在互信嚴重缺失的情況下,緬政府才會『發明』出這麼奇葩的——從區級、邦級到國家級的『三級和平協議』。而且,與政府簽的字,緬軍方可能不承認;與軍方簽署的協議,當局政府也未必會認可。上述這些還不算,民盟和軍方還聯合起來盯着追着要所有民武組織都一起跟他們簽『NCA』。對AA/TNLA和MNDAA等三家擁有一定戰鬥力的武裝,追加簽署停火協議的前提條件,要求三家向軍方遞交『承諾書』保證不採取武裝鬥爭路線……,總之,在互信喪失又沒有強制約束力的情況下,簽再多協議也不能讓他們獲得安全感。於是,協議失效的次數越多,雙方之間便越加無法信任彼此。所以,靠雙方簽署協議而無其它強制措施,緬甸的持久和平絕無實現的可能。

緬甸的停火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外部干預者來維護雙方稱缺的互信,為簽字雙方提供一個必需信守承諾的保障。此外,這位仲裁者還得具備對違約方懲治的能力,而這也是小國弱勢群體對大國的道德期望。然而,儘管中國政府真心希望緬甸和平穩定,但卻不願做一名『干預者』或『仲裁者』,而且,中方『不干涉他國內戰』的政策,讓中方在緬甸的和平進程問題上只能做一個永遠的旁觀者或贊助者。美日印等反華勢力雖然以援助緬甸和平發展名義積極介入緬甸事務,但其戰略目的在於遏制中國和平崛起,其戰略利益在於通過搶佔緬甸資源〔包括民心和政治等意識形態方面的資源〕反制中國在緬推進國家戰略利益。所以,某些大國為了確保自身在緬戰略利益,表現出了不敢得罪緬甸或討好緬甸的行為,大國在這樣心理和顧慮下,自然也就不願意以『仲裁者』身份插手緬甸內戰了,畢竟他國平民的痛苦與自身國家利益相比,無論誰是大國的掌舵人都只會選擇後者。況且,這本身就是政治選擇和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戰爭是政治鬥爭形式的原始化、粗俗化與暴力化。只要是某一方選擇以強悍的武力替代文明協商,用槍炮怒吼出心中訴求,換回喪失的話語權,那麼野蠻的戰爭便會開始。戰爭一旦開始,『詭道、伐謀、用間、不厭詐』,等等手段便會大行其道,一切正道只能靠邊站。『超限戰』的概念表明,當今戰爭形式不僅多樣化,而且已邁向無邊界化。諸如貨幣戰、金融戰、貿易戰、能源戰、網絡戰等任何一種戰爭的慘敗,都足以顛覆一個主權國家或政府。緬甸民族平等的政治權力之爭被訴諸純粹暴力,恰恰證明鬥爭雙方的政治智慧及鬥爭手段仍處於較為原始的水平。

儘管爭得難看、斗得兇狠,但誰都不願做個自動投降的懦夫。因為,選擇明哲保身放棄鬥爭,意味着將領導權和自主權讓渡與人,自動淪為被統治者。而權力之爭,實際上並非全然是權力欲的驅使,更多的是鬥爭各方對於當下和未來的生存發展權利之爭。畢竟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未來交予其不信任的人去規劃、去決策;也沒有人願意把自己所生存的社會,交給一些只知謀霸權的緬人去管理、去統治;更沒有人願意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人去掌控、去主宰。因此,緬甸各族人民紛紛選擇走上通過武裝奪取民族自決權的方式,謀求自身安全和發展保障。

由於絕大部分主戰場都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緬甸城區內主流社會的人民感受不到戰爭對其切身利益的危害,所以,國內主流階層反戰的聲音很小,甚至是根本就感受不到國家正在爆發內戰,這對主導內戰的一方的緬軍而言,也就沒有了立即全面停息全國戰爭的輿論壓力,於是,緬甸的武裝衝突長年爆發,也就成了永不停播的連續劇。

不斷重演的緬甸內戰就像是一幕沒有結局的連續劇,緬軍與民地武之間談談打打的『戲碼』,讓記者的報道失去了新鮮感,讓關注緬甸新聞的人們看得發膩,就連時事觀察家們也幾乎失去了對緬甸民族和解的關注熱情。評論家們自圓其說的評論,除了顯示其嘴上功夫了得之外,對決策者們掌控時局似乎沒有多少實際價值。

丹瑞大將高超的心理戰,使得看似拙劣的分化伎倆總是屢試不爽。其施展巧妙的平衡術,則讓國家陷入軍政分家的怪圈。為何毫無新意的計謀,總能反覆得逞?不斷重演的內戰史,何日才能落下維幕,並宣告:『本劇終?』顯然,當前的緬甸既不具備內部自行和解民族紛爭的能力,也沒有第三方為之進行強制性的公正調解。眾所周知,緬甸內戰一直都是由緬軍方在主導,軍方在無任何第三方的強壓下,不可能會在其軍備力量日益提升的時候,主動放棄其一直以來追求的『武力統一緬甸』的霸權理想。況且,緬軍人利益集團在其掌控的國家宣傳機器的助攻下,民地武不僅在軍事上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就連在輿論引導及話語權方面也一直處於挨打和被動局面。在上述情境下,緬甸內戰對主導方而言也就沒有了平息的必要。

縱觀緬甸形勢,儘管各派勢力在鬥爭中損耗着國家資源。但是,各方均越陷越深欲罷而不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能夠笑到最後的人。當對話陷入僵局的時候,戰爭就成了促使政治對話的推進器。反之,當戰爭陷入膠着狀態,政治談判就得登場撈道德資本了。總之,不到山窮水盡,沒有人會願意自動退出這充滿誘惑、刺激的逐鹿場。如果說政治是分蛋糕的遊戲,那麼,緬甸08憲法這個『分蛋糕遊戲規則』顯然是引爆新一輪內戰的導火索。緬軍人利益集團掌控物產豐饒的緬甸半個世紀,不僅沒有把緬甸這塊蛋糕做大,卻把它做得越來越小,而且,還把所有份額死死的攢在手中,不肯與國人共享。被邊緣化的非緬民族組織眼見生存空間被逐步擠壓,正當訴求不被當局理會的情況下,只好選擇以武裝鬥爭路線去爭取被緬軍集團鯨吞蠶食的政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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