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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 天子之职(之一)

资治通鉴白话文作者:金色轰炸机发布:金色轰炸机

2019-10-4 10:55

我们先看《资治通鉴》第一卷原文:

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周纪一,就是周朝的历史第一卷。起就是开始,尽就是结束,凡三十五年,就是一共有三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周天子命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威烈王是周朝第二十代王,姬姓,名午,周考王之子。在位24年。资治通鉴是从威烈王在位的最后两年开始讲起的。

而历史总是有很多个拐点。《资治通鉴》把春秋与战国的拐点选在了公元前403年,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周天子命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当时的诸侯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吧。这就是说周天子也认可了三家分晋的事实。本来,封侯是国家大事,一定要封给为国家作出大贡献的大臣或是周天子的近亲,可赵、魏、韩,它们三家一没有为国立大功,二不是天子的近亲,为什么要封诸侯呢?这是因为三家的势力太大了,大得比它们的主公晋室还要大,不把晋公室放在眼里了,从周礼上讲它们三家不但不是功臣,还是乱臣呢,这样的不但不能封侯,还要去讨伐才对呢,可周天子却逆礼而行,所以司马光老先生为这18个字发表了千字以上的论文来评论这件事,这也是资治通鉴第一篇老先生的论文。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我们就把这篇论文定名为《天子之职》吧。

《天子之职》原文如下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书,所以司马光发表议论时就用臣光曰三个字开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之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尊位者指挥卑位者,卑位者服从尊位者。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在这里司马先生把君民关系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君臣关系如一棵树的根本与枝叶,枝繁叶茂才能根坚本固,根坚本固也是枝繁叶茂的保证。其实一个民族可以看成一片树林,母树是天子,子树是诸侯,那些小树是平民,那些子树,树苗在天子母树的保护下成长成大树,成长的大树也能尽力的保护天子母树,这样下去下整个民族才能有无限的生机,所以说分封制是整个民族没有散的一个重要条件。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着,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及时处理微小的纰漏,是事半功倍的;等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即使花再大的力气也未必能很好地补救过失。《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均指此类防微杜渐的事。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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