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子罕第九》串读

如果说《泰伯》是集中展示孔子关于社会、关于政治、关于文化的宏观思想和基本立场，那么接下来的《子罕》则把注意集中到孔子本身，从他自身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行事风格，以言传身传的方式为我们进一步展示孔子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德行和人格魅力。由之也加深了我们对《里仁》一篇的关于“仁”的认识，同以夫子自身为范例，从个人“修身”的角度进一步回答了如何才能做到“里仁为美”问题。

9.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从鼓吹私利的角度出发来谈论利益问题，而是以天命和仁德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依。一般传统的解释往往从这一句出发,往往论及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对孔子“罕言利”的原因，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混乱的时代往往催生伟大的思想家。春秋之时，诚如孔子所言：“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在这样的社会局面之前，还“放于利而行”绝对是不可取的。人而不仁，从上到下，社会风气是人人唯利是从，个个唯利是图。结果往往是“驱而纳诸罟，攫陷井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如果再对人们，以利当头，一味的晓之以利，甚至诱之以利，无异于是扬汤止沸，甚至是饮鸩止渴。孔子当然对于“利”要低调，甚至在必要时给人当头棒喝。

在这样的情势下，孔子作为觉醒者、思想家、教育家当然要提倡人们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孔子需要在社会上弘扬一种“先难后获，仁者爱人”的思想，而不是去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孔子立志于培养一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他们高尚的情操，高雅的志趣，以仁为已任。他们能够以身作则，先人后已，率先垂范，死而后已，以“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为主要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通过示范家传、教育、从政等途径，达到弘扬正气，举直措枉，移风易俗，拨乱反正的社会效果。自然而然，孔子不会赞成弟子和学生从求名，求利，求位的基本立场出发，去学而不厌，敏而好学。他一再强调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结合当时社会形势，他侧重于强调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本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的原则来招收弟子。并一再告诫弟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无适、无莫、义与之比”。所以，他把“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视为弟子成人之礼。

对于统治者，他更是如此。他强调“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实际上就是将矛头直指当时贵族统治阶级。他反对统治者借变法之名，巧取豪夺，与人争利，进而主张让利与民，节用爱民，使民以时，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便是明证。他也反对统治者使民以利，诱使和纠集民众，发动战争，攻城略地。对于孔子的思想，我们只要细读《论语》，就能明白扣在他身上许多帽子纯属于子虚乌有，如《论语》载：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当然孔子并不是说非要都等老百姓都富有了，再来教化。而是说，卫国光人多还不够，还要让老百姓富庶，光富庶也不行，也要进而加以教化。在解读孔子时，其实是许多人自己思想僵化，进而架空了孔子鲜活的灵魂。

但是对整个社会或者老百姓而言，孔子坚持以人为本，孔子从不讳言正当的利益需求，不搞愚民思想，反而主张利民之所利。在观察和提出统治者包括自己弟子为政的政绩时，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最基本的评判依据,并不反对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在推行礼乐教化的同时,他并不反对导之以利。所以他评价在郑国进行大刀阔斧变革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有人问子产为政如何？他直接就回答到“惠人也。”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造福于民。所以，对于老百姓，面对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的局面，孔子也发牢骚，甚至还有愤世嫉俗之语。但是他始终从苍生社稷的天下观、千秋万代的大局观出发，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精神，从没有对他们真正失去过希望，放弃过责任，缺少过关怀，既然他主张贤人政治，所以他把主要的责任归结到统治者身上，把矛头指向他们及其少数依附于他们的小人身上。所以，孔子“罕言利”不是针对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要求，只是强调以礼节之，甚至强调以礼成之，以礼保之。孔子并本主张极端“禁欲”的思想，更何况是对于在动荡的社会中度日如年，倍受煎熬的老百姓。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也不讳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甚至强调“邦有道，贫且贱，耻也。” 同时，他也深知一般人而言在现世社会中道德防线往往是脆弱的，他甚至说：“富而无骄易，贫而无谄难。”但是这并不是针对社会的等级而言，富有的阶层必然无骄，贫穷的阶层必然有谄。他是说整个社会的富庶水平，如果人人都有道而富，谁在谁面前又能趾高气扬，只有整个社会贫富相当悬殊或者整个社会相当贫穷，无以为生计，而极少数人有权有势才会如此。所以，孔子从现实出发固然“重义轻利”，但是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他有非常正确的名利观。《论语》往往有万世不易的道理，也有切中时弊的药方。如果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意无意地把万世不易的道理，当成权宜之计，把因人而异的药方当成万灵之丹，把孔子对夫子自身，对弟子门人，对天子贵族，对生民百姓的不同标准和要求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来。实际是利用了孔子的名头、侮辱了孔子的智慧，糟蹋了孔子的心血，玷污了孔子的形象。为什么孔子最后会代人受过，就在于此。

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达巷这个地方人说：“孔子真是伟大啊！广博的学习知识，没借助什么就能成就自己的名声。”孔子听说后，对自己的门下弟子说：“我凭借什么呢？我是赶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靠赶车啊。”一般认为“无所成名”是说孔子学问太博大太完善，反而显得没有了专长。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下面马上要讲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应该说孔子还有一些专长的。个人认为在这里主要是讲孔子“少也贱”，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完全就是靠后天的好学而成名的。那么孔子就此用六艺来打比方，如果射箭是为政的话，那么驾车就是为为政。孔子把天下比成一辆马车，把自己的推行自己主张、提倡礼乐教化、诲人不倦、甚至“参政议政”的独特方式比作“驾车”。这比喻十分形象，他不是车主，也不是乘客，但是他希望能够给人们指引路线和方向，希望能够让人们平安、舒适到达目的地，希望人们坐上他的马车就能少走弯路、不会翻车。“君子无争，必也射乎”但是孔子希望能做到与世无争，那怕是以温良恭俭让得之，也是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他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社会有所作为，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出发，他培养弟子，让他们成才、兴教、立业、出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这比他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射箭”，社会效果绝对要强得多了。所以孔子说“吾执御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把大家引上了正道，自然自己也上了正道，他把大家送到了终点，自然自己也达到了终点。这就是孔子“少也贱”为何能够最终博学成名的秘密。

的确如此，其实一些人眼里，孔子的名气还不如自己的弟子子贡，即使是甚赞“大哉孔子！”的达巷党人也未必能想象到孔子后来所受到无上推崇和神圣地位。但是无所成名的孔子到了今天仍然是中华文明甚至东亚文明的标志人物，成为世界名人。所以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成名也是如此，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孔子胸怀天下，有道是“渡人者渡已，助人者助已”，自然而然孔子也必将闻名天下。尽管孔子生成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会有如此的殊荣，也不见得希望自己能获得这样的尊奉，但是圣人就是这样不欲而得，功成不居，是以不去。一位“富如可求，吾愿为执鞭之士”的邹人之子却不经意成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历史进程的超重量级人物。所以从中我们更能明白“君子不器”的道理。当然，他如何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当时说话真是要慎之又慎啊！否则，我们后来也吃不了那么多苦头，他要是能留下一本念不歪的经该多好，圣人已远矣，昔者不可追！

9.3【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说：“使用麻布做礼帽，这是周礼的传统。现在用丝绸做礼帽，这是出于节俭，我跟从大家的做法，臣子必须在堂下对国君行拜礼，然后国君推辞，臣子然后到堂上再拜，这是周礼的传统。这是出于骄泰。虽然违背众人的意愿，我还是坚持在堂下先行拜礼。”看来，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礼仪已经发生了流变。孔子对之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他认为从节俭的角度出发，礼仪的改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由于人的心态不诚不敬造成的，他坚决遵从旧礼。其实这个拜上不拜下，到底是国君不推辞先搞坏了规矩呢，还是臣子们先不拜下搞坏了规矩呢，还真有得一说。

当然按照当时的礼节，臣子要给君王行礼，但是君王也要回礼，有时也包括必要的推辞；晚辈要给长辈行礼，有时也包括必要的推辞，长辈也应该给晚辈回礼。这个“拜下”是不是就是指的这种回礼呢？也孔子认为对任何人都要以礼相待，即使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给自己行礼之后，也必须回礼，以表示感谢、谦逊之意，因为这才符合礼的实际精神。当然，这纯属个人推断，不足为据。其实从这一句话里，我们真正值得出学习的应该是孔子那种不唯书，也不唯众，坚持基本原则，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务实态度。至于孔子是不是顽固的坚持旧礼，是不是坚决强制维护等级尊卑制度，倒是次之的。也许我们认为他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本身也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尽管他可能分析有误，但是思路是绝对正确的。一个人首先要有原则性，然后再来谈什么的原则，一个人首先要有灵活性，然后再谈什么样的灵活。

9.4【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杜绝四种不好的心态：不会主观臆断、捕风捉影地去猜疑，不会机械教条、脱离现实地去奢望，不会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去偏执，不会见义忘利、以邻为壑地去谋私。总结起来而言，孔子这个人相当“无我”，挤掉弟子吹捧的水分，应该说孔子处理问题尽量防止武断，面对事情尽量防止主观，待人接物力做到不自傲，为人处事做到不自私。总之，孔子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原则，但是他又不是一个事事以自我为中心，时时以自身为取舍，样样以自己为高明的人。我们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强调个性意识，越来越强调独立精神，越来越强调个人价值，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向孔子学习。孔子在当时的社会里，也可以说是特立独行，不愿随波逐流，也可以说是卓而不群，不愿庸庸碌碌，也可以说是求为而立，不愿听天由命，也可以说自强不息，不愿怨天由人。所以说，孔子也是相当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自信自勉，但是他同时决不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自作聪明，自以为是。《道德经》亦云：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孔子四绝恰恰是“无为”意识在心态上的表现。所以《道德经》一再强调：“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其大。”这个大不光是指地位高，还包括能力强、知识多、智商高、贡献大、回报多等等。

孔子的“无我”精神，就是《道德经》里所说的“无身”。“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一个人真有正真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是真正的无私。“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从中也能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刻地明白孔子何以“博学而无所成名”。

下一面这一句里，我们能具体感受到“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真谛：

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陷于危险，他说：“周文王死了以后，难道文王的所拥有的仁德就不在了吗？如果上天要断送这种仁德，就不会把这种仁德交给后死的人。既然上天没有打算断送这种仁德，匡地的人的又能拿我有什么办法！”在这里，孔子在生死存亡之际，考虑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大道正义的承传。他坚决地相信就是自己命丧匡人之手，但是就跟“文王既死”一样，仁德仍然会得到继承，不会断绝。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不认为自己具备了那种仁德，而是指自己总结的关于仁德的思想和学说。包括他说的 “天生德于予，桓雎其如予何？”从某个角度而言，也包含这一层意思。“述而不作，窃比我于老、彭。”孔子同样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为圣人继绝学”的位置上。虽然他轻易不言死，强调“必也临事也惧，好谋而成”，但是面对真正死亡时，他相当地淡定、从容和超脱。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说的话，做的事首先关心什么，往往最能反映出当事者最本质的一面。孔子周游列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里应该是不言而喻了。当然，孔子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死了，否则后面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正如孔子所言：“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无论如何中华文明的历史承传是不会断绝的，也就许这中间会有更多的曲曲折折，如同黄河九曲十八弯一样，必将东流入海不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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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有一个诸侯国的太师问子贡：“夫子是圣人啊？居然有这么多技能。”子贡说：“当然是上天中意夫子，有意让他成为圣人，同时又多技能。”孔子听说之后，说：“太师了解我啊！我年轻的时候出身低微，所以不得不擅长许多下人活。君子应该有这么多技能吗？不应该有这么多啊！”

太师可能出身于富贵之家，故问“何不食肉糜？”不是说夫子是圣人么？那他为什么还会那么多低贱的体力活！子贡于是维护老师，说夫子是上天有意让之由凡人成为圣人，所以会这样。孔子则说了大实话，自己年轻的时候出身低下，为了谋生，自然而然要从事粗鄙的体力活。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把精力放到学习知识上，以任为己任，通古今，断然否，所以不能将精力花在掌握那些各种各样技能，去获得眼前的利益。

据说，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源头。不可否认，孔子的确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实事求是的说，孔子对自己出身还很在意的。但是孔子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的。他说过：“十邑之内必有忠信如丘者，未如丘之好学也。”也强调过“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主张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们要结合“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来理解，此篇以此作为首句，自然有其道理。

首先，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强调“利”，应该说，像稼穑这样的体力活，对于社会下层的老百姓而言，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获利的需要。老百姓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往往也是持有“读书无用论”的观点，仁、义、礼、乐都一不能种地，二不能发财，有用吗？人们从逐利冲动出发，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文化、道德、知识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的价值，也不认可其价值。也就最终无从为自身找到正确的出路的希望、前进的方向。

其次，孔子认为当时的社会并不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当时，社会上缺少的是“舜有五人而天下治”的人才。应该说春秋时期，社会的生产力是进步了，而不退步了，各种农业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并不是不事稼穑，而是天下失序，统治者居上不宽，人而不仁。不知道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他认为社会培养“领导型人才”、“管理型人才”是当务之急。所以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最后，孔子既然以培养“以人治人，改而止”君子为目标，当然首先要学习为政育人的技能，所以，孔子对樊迟不满意，甚至斥之为“小人哉，樊须也。”作为一个社会领导者和管理者，他的责任虽然不能不问农事，但是并代表一定就要时时事事躬身于农桑之间，更重要的是为老百姓提供可耕种栖息的王道乐土、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老百姓自然而然就能安居乐业。但是孔子培养的君子往往从何而来？其实很多都是跟孔子一样，“吾少也贱”，孔子当然要鼓励他以求为求有位，以求学求有立。

孔子在提倡君子“术业有专攻”的同时，并不反对统治者从事体力劳动，与民共苦。从他对禹的赞扬就能看出来。他说：“……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所以说，不能说孔子绝对的鄙视体力劳动。如果大禹在身体力行的治水的同时，不从指挥者、组织者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是一味的挖泥挑土，即使再以身作则也是徒然无功，自然对于老百姓，孔子也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同时主张“民可使，由之”，其实跟《道德经》的观点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是老百姓教化得不错了，民风纯朴了，统治者应该提倡“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

所以要理解孔子的思想，首先要对孔子的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轮廓，然后要结合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以至孔子所讲的每一句的具体的场景，如着重的侧面、针对的对象。对于孔子说的话，哪怕是有不足，有局限，有错误也不要紧，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解读时同样要采取“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态度去面对。

9.7【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孔子弟子牢说：“孔子说：‘我不去一味追求仕途，所以学问更加精湛’”。首先，孔子始终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放在第一位。同时他的仁政主张也得不到统治者真正的采纳。所以孔子得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学问上。孔子的学问能做精湛的水平，当然有他理论上的精纯，也赖于他在鲁国短暂的从政经历，周游列国时所见所闻，也包括弟子在各个层面从政，参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心得，诸侯大夫问政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所以说，一本论语也很难完整的表达出孔子的思想。孔子学问应该是孔子一门的集体成果，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坐而论道，而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实学。对于孔子的“吾不试，故艺”一定要作完整的，全面的理解。孔子特别注重实用，他的观点最终都以实用为归依的。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进而说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孔子说的“艺”不是指抽象，高雅，唯美。他说的“艺”指老道、精纯。实际上是指炉火纯青，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对孔子而言，坐而论道，言而起行，这样的评价才比较客观的。我们不应该受到后来的社会教育和求学方式的影响，就断定孔子的私塾里也是在摇头摆尾的诵经，海阔天空的清谈。离开孔子及弟子为政的亲自经历，离开孔子在周游列国“入是邦，每事问”的切身感受，离开孔子在鲁国助国君，与季氏周旋到底的斗争经验。恐怕孔子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因为下面一句，就再次说明，孔子并非是生而知之。

9.8【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说：“我很有学问吗？我已有所不知啊。有一个农夫来请教我，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啊。对于知识学问，我要竭尽全力去掌握它。”

学史上对于“空空如也”和“叩其两端而竭焉”解释可谓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有人说，“空空如也”是谦虚诚恳的意思，一说是农夫的态度，一说是孔子的态度。如果是前者，孔子在这里主要是强调自己无知，不必强调对方的态度。如果是说自己，一般人很少会说，有人来请教我，自己的态度谦虚诚恳。所以，“空空如也”就孔子自己强调自己对于这个问题自己无知的程度。

至于“叩其两端而竭焉”，也不是什么从问题的正反两面入手，把它彻底搞清楚。而是孔子说要掌握全部知识和学问，对他来说，也是很需要努力的事情。“竭”的本义就是“负举”，也是我们今天说“背东西”的意思。我们背东西，比方说背一个麻袋，肯定要抓往它的两只角，正所谓“叩其两端”。这就一个标准的“负举”动作。所以“叩其两端而竭”也就是孔子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竭尽全力的意思，没有什么复杂的含义。

所以，在读《论语》时，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文字，总是认为圣人说的话，一定别有深意，或者把自己对孔子的印象附会到孔子的身上。比方说，我们认为孙子谦虚好学，那就让夫子自道：“有个农夫来请教我，我多么谦虚好学啊。”这样夫子是不是也太不谦虚了？

据于德，依于仁……他们能够以身作则，先人后已，率先垂范，死而后已，以“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为主要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通过示范家传、教育、从政等途径，达到弘扬正气，举直措枉，移风易俗，拨乱反正的社会效果。

9 B1 P, y7 k& H. ?; _9 _2 \7 V- D德与仁之兴与行也，垂范则可使然乎？仁者，德于人也，德人者，得于人也，此人道夫，概人道之行，人之兴也，德之行也。

9.9【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说：“凤鸟还没到来，河图也没出现我这一生要结束了！” 凤鸟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传说凤鸟在舜和周文王时代都出现过，河出图则是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这些都是上天示意圣王都要出来的象征“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应该说孔子对天命是极其敬畏的。孔子当年在恶人面前那种“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和“天生德于予，桓雎其如予何？”是那样的壮怀激烈！然而晚年的孔子在天命面前，却只有无奈感叹。当然人总是难免有情绪上的低落。但孔子乐天知命，相信他应该很快就能调整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状态，“不知老之将至！”。其实古人对生死远远比我们现在看得豁达，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点。

9.10【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孔子遇见身着丧服的人，身着礼服的大夫和盲人时，虽然他们比自己年轻，也一定要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要快步走过。衰者，是穿丧服的人。齐衰（ｚīｃｕī），是五种丧服中次重的一种。丧服最重的是斩衰。“冕衣裳”按照周礼，是大夫以上等级的礼服。冕是礼冠，衣裳即上衣下裳。瞽（gǔ）者就是盲人，个人认为应该是借指乐师。

“虽少必作”不一定是指儿童，有一些解释把“少”解释为“未成人年”，还从世袭制出发解释为什么未成年人可以成为大夫，这是相当牵强的。应该说这样解释，才是真正的刻意去维护尊卑等级的森严。其实“少”就是指比孔子年轻，充其量是年轻很多而已。

结合这一点，继续谈一下“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既然这里强调孔子“虽少必拜”，估计当时的社会习俗，比较崇老，长者对年轻人礼数就不那么周到了。但是孔子对于周礼中各种各样“拜下之礼”却十分注重，并不是完全是从“尊卑等级”出发。周礼的等级观念中往往有一种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思想。但管是上对下，上对上，只要是对方有行礼，已方就有回礼。特殊情况下，长者还有可能要给幼者行礼，但是春秋时期，人们的两只眼睛一般只朝上看，对于地位低于自己的或年龄小于自己的，恐怕是懒得如此了。所以孔子说“泰”，人们的态度开始变得骄泰了。

9.11【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回感叹：“夫子所说的道是瞻仰它，会觉得它越高明，钻研它，会觉得越它越坚实。明明看见它就在前面，忽然又出现在身后。夫子一步接一步地深入地引导我，用学问来充实我，用礼义来训导我。使我想停止都不可能，既然竭尽我的才能，似乎算是卓然而立了。于是我决心跟从夫子之道，却找不到继续前进的途径。”

在这里，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指夫子所言说的道，并不是指夫子本身所已经的具备的德行。在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下，如果按夫子说的仁德标准，夫子自身还差得很远，但是并不代表他是说大白话，不真诚。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当然，孔子能做到这样，确实是已经让人无尚景仰，望之莫及。所以他的弟子公西华说：“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虽然按照习惯，仍然沿用“圣人”的说法，但是一定要对孔人本人的地位和孔子思想的地位进行区分，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不同的评价。

如果说到知识学问，串读时多次讲到过颜子不在孔子之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不再赘言。颜子在这里的感叹包括三层。第一层是感叹道博大精深，微妙高明。第二层感叹夫子诲人不倦，教导有方。第三层感叹自己力有不逮，智有不及。

9.12【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闲，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得了重病,孔子不是大夫，子路却安排门人作为孔子的家臣.孔子病好了一些，说：“子路做这种欺诈的行径，长久以来就如此！我没有家臣却冒充有家臣，我欺骗谁啊？欺骗天吗？何况我与其死在家臣的手里，宁愿死在你们这些小子的手里。何况我纵使得不到隆重的葬死，我难道会死在道路上吗？”

孔子坚持认为自己既然不是大夫，就不应该有家臣。让门人冒充家臣，让孔子很生气。本来在夫子病重时，子路请祷的事情，最后让孔子一句“吾祷之久矣”不了了之。结果子路，又做了一件孔子看违背礼制的事情。孔子一直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个礼并是越隆重越好，也不是越简单越好，关键是要符合当事人的身份。孔子以天不可欺，表明自己不能这么做；然后以宁愿让弟子给自己治丧，表明不愿这么做；最后，以自己不会死于路旁，没有管，表明不必这么做。既然是不能、不愿、不必这么做，那“使门人为家臣”这件的确做得不对。当然，子路出于对老师尊奉，有情可原，但是却违背孔子自己一身所提倡的尊礼原则。如果孔子一生都有没有失过什么大礼，最后在葬礼上却破了例，子路的行为将砸了夫子一生心血的所树立的“招牌”，死后也不得瞑目。所以，孔子发火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

德与仁之兴与行也，垂范则可使然乎？仁者，德于人也，德人者，得于人也，此人道夫，概人道之行，人之兴也 ...
# c8 w1 H3 ]7 ?+ B, G( D延章 發表於 2010-7-19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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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处一并回复：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贡曰：“文武之道未能坠地，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从“大德必受命”的高涨到“穷达以时”的低沉，应该说春秋战国时期一日不如一日的社会局面，使得儒家学者越来越现实。孔子亦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儒学在漫长的历史中起起落落往往动暂以几百年为周期，在这一点要借鉴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放宽视野和心灵的跨度。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活在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态度。孔子的贡献在为民族发展积累了势能，为文化承传保留了薪火。当然，鉴古不泥古，得其意则忘其形，化其道则观于今，当今之世与春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春秋战国是衰乱之世，但是又可以说浴火重生之世。现在可以说是驰世，治则弥兴，纵则弥乱。人心世道可以说是古今一然，唯程度之别，但是社会阵侯却不可相提并论。

…… 无所成名的孔子到了今天仍然是中华文明甚至东亚文明的标志人物，成为世界名人。所以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成名也是如此，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孔子胸怀天下，有道是“渡人者渡已，助人者助已”，自然而然孔子也必将闻名天下。 ...
儒帅佛道法 發表於 2010-7-14 20:58

真是很有道理啊，胸怀天下者，天下人怀之。受教了

……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
儒帥佛道法 發表於 2010-7-14 20:58

% T2 n0 m5 h8 n突然想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使民不以寡臆，知而由之，则天下安而定矣，無為而有所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