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22:52
当时兴学沿革，略可分为两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绪辛丑为第一期，辛丑以后迄清末为第二期。
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而研究语言文字。与军事而连带及於机械制造。之人才为主。
如京师同文馆、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馆内添设算学馆，京僚谤讟繁兴。上海广方言馆、始同治二年，以苏抚李鸿章请。福建船政学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创设船厂，并设随厂学堂。十二年，沈葆桢陈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清季海军将领多闽人，由此。天津水师学堂、始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始光绪十一年，亦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始光绪十三年，粤督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始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调任鄂督后奏设。湖北自强学堂、亦张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后专课方言。陕西诸省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二年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遂有各省格致实学书院。等。
可见当时人对於创建学校之旨趣。且此等学校，十九皆创於外省一、二督抚，非由中枢发动。
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始於上海刽设南洋公学。先是光绪二十一年盛为津海关道，於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二等学堂课程亦四年，递升至头等。南洋公学如津学制，分四院：曰师范，曰外、中、上院。外院为附属小学，上、中院即头、二等学堂。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择尤异者资送出洋。盖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究竟。中国学校之稍有系统雏形者始此。
及光绪二十四年，始有国立京师大学堂之筹办。庚子政变后，至二十七年，渐有复兴学校之议。首创议者山东督抚袁世凯。二十八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奏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可见其时对学校观念，仍认为系政治上一种附属机关，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 。师范教育亦为当时所重，不为官则为师，亦合於中国传统旧习。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
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如是则最多仅能学习到别人家的一套方法与智识，而学习不到别人运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识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讥之为『智识之贩』，以学校为『智识之拍卖场』。
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奏称：『奉旨兴办学堂此所谓辛丑以后之办学。两年有余，至今各省未能多设，以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以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不变通裁减，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有肯筹捐？按：晚清捐资兴学者，如杨斯盛、叶澄衷、武训之流，皆非绅富。朝廷以私唱，求国民以公应，岂可得耶？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就事理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经费方可设筹。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拟请立罢科举。』遂诏自丙午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
隋、唐以来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於废绝，而以学校为替代。
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毕业，予以翰林升阶，或分用较优官、外官。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分别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学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
如是则学校再不能专以造就翻译舆军事人才为主。於是乃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梁启超拟京师大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时张之洞为劝学篇，亦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又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光绪定国是诏亦谓：『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切於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
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惜乎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变法图强之根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