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8:04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倾向，此事论者不一。
或疑北方气候，古代较温暖，以后逐渐寒冷。此属据谓古代北方多竹及水稻，而后代之北方竹、稻均少，惟此亦可由于雨量及地土之水分等而异，不必为气候之转变。且古代即程江南之江南之枬、梓、竹箭，竹盛于南，自古已然。后代北方亦未尝不产竹。杜甫秦州杂诗，咏竹已三见。金章宗明昌三年，定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元河南、怀孟，陕西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掌于司竹监，发卖皆给引至一万道。〔至元四年。〕民间住宅内外，竹不成亩，本主自用外，货卖依例抽分。明代通州、芦沟、真定等处，皆设抽分竹木局。此皆黄河流域依然产竹之证，直至近时犹然。至稻田，苟有水利即可得。今北方有水虚即可有稻田，是其证。如宋代洛阳以牡丹名，今牡丹转盛于北平，此是人事，不关气候。观月令、豳风及古今诗人歌咏，未见北方气候有显著或严重之变化。
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较多，以后逐渐减退。此层亦以农田水利及土地性质逐步后退推想。然北方之水患，后盛于前，不应雨量转为前多于后。
或疑北方民族血统，后代混杂渐多，故见退步。此层亦出臆测。唐代为中国史上之极盛期，唐代北方人已多混血，何以转较东汉以下为盛？南方先有夷僚蛮俚，北方人避难来南，未见不有混合。
以上诸说，均无切证。
或疑黄河为中国水患，长江为中国之利。此层就历史言，亦似适得其反。
殷代的文化，孕育长成于黄河之下流。
汤居亳，距河尚远。其后渡河而北，乃昵就黄河，非畏避。故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殷之都城，始终近河。
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的殷墟，南距朝歌，北據邯郸及沙邱。建筑在黄河下游淇、洹交灌的大三角洲上。
西周的文化，脱离不了河、渭流域的灌溉。
春秋中原一、二百个侯国的田邑城郭，都错落散布在大河两岸。
泾、渭、汾、凁、伊、洛、淇、洹、淄、汶、泗广大的水利网，缨络其间，做了他们养长文化的血液。
当时的沟洫制度，必然很可观。只看以后江、浙水利便知。
明嘉靖中，汪镕奏：『舂秋之世，如山东、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俶扰，一国之赋，足供一国之用，未尝取给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涝有备，而国用日充。』
黄河水患，始见于周定王五年。是年为鲁宣公七年，春秋已一百二十年。此乃河北岸的卫国，乃殷之故墟，诗邶、鄘、卫风所咏，淇澳绿竹，淇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可爱的水乡。而文化在列国中亦最高，观风诗即知。为狄所灭。至河决已六十年。农田水利失修以后应有的景象。
以后魏文侯居邺，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依然是乐土。
第二次的河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上距周定王五年，又已四百七十年。这一次河患的来历，盖因战国以来长期战争，竞筑堤防。
汉贾让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频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有所游荡。水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今堤防去水陋者数百步，远者数里。』
又各以决水浸敌国。
赵世家：『赵肃侯十八年」决河水灌齐、魏之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决河水灌长垣之外。』赵泄家：『赵惠文王十八年，决河水伐魏氏，大潦。』秦始皇本纪：『秦引河灌大粱城，城坏。』孟子云：『以邻为壑。』
又有壅塞水源以害邻。
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始皇碣石石刻辞云：『决通川防。』
河道与水利，为兵事所牺牲。遂成西汉间严重的水患。直到东汉王景治河功成， 此后 又九百年未见河患。
这正因北方经济文物，尚在盛时，沟洫河渠，时有兴修，故水不为害而为利。观郦道元水经注，后世湮绝难寻者，不知凡几。
黄河为中国患，其事始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可见水患由于人事之不尽。
宋代河患，远因则在唐中叶以后河溯一带之藩镇割据。
宋敏求谓：『唐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藩臣，纵有河事，不闻朝廷，故一部唐书所载，仅滑帅薛平、萧仿二事。』阎若璩谓：『河灾羡溢首尾互千里外，非一方可治。当四分五裂之际，尔诈我虞，惟魏、滑同患，故田弘正从薛平请，协力共治。否则动多掣肘，纵有溢决，亦迁城邑以避之而已，此俩功所以罕纪也。』此皆谓暗中叶以后未必无河患，然亦可谓未必有大患。若遇大溃决，朝廷岂有不知？史书岂有不录？惟如春秋狄踞卫地，黄河下游两岸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必多，则可断言。
近因则在五代时之长期兵争。
梁、唐夹河相持，决水行军，事又屡闻。如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唐同光二年，皆决河。
自此河决时闻。五代时河已屡决，至宋而遽发。而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遂致屡屡迁移。
河道自春秋以迄近代凡六大变：
一、周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今河北监山县西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笃』。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自周定王五年，至是凡六百一十二年。河徙魏郡，从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后汉永平十三年，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至是复五十九年。王景修之，遂为大河经流。水经称『河水』。
三、宋仁宗庆历八年，商胡决，自永平十三年至是，凡九百七十八年。河分两派。北派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入海。二流迭为开闭。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庆历百年至是，凡一百四十六年。河决阳武故堤，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自此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流犹未绝。
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自明昌五年至是，凡就是五年。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北流至是永绝。
六、清咸丰三年，自至元二十六年至是，反五百六十四年。河决铜瓦廂，河南开封西北。再得改道北徙，由大清河即济水。入海。自大清河至利津口，为古漯水道，即汉之千乘也。
其间巨变剧患，多在宋后。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斓之区， 而北方元气为之大耗。
黄河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成一平行线，足征互为因果，非自始黄河即为中国之害。
宋后河患不绝，约有几因：
一、常为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宋初河道与唐、五代略同。欧阳修谓之京东故道。景德、景祐两决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遂为大河经流。欧阳修谓之横陇故道。以今地大略言之，乃自河北濮阳东经山东郓城县，北出东平、范县、东阿、阳谷之间也。至长清而下，与京东故道会。
决商胡后河道，以今地理言之，大体自河北濮阳、大名入山东冠县、馆陶、临清以至河北之清河，又入山东武城、德县以至河北之吴挢、东光、南皮、沧青、静海、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
商胡决口后，有主开六塔河，六塔，地名，今河北清丰县西南境六塔集是也。引商胡决河复归横陇故道者。事在至和二年。嗣六塔河复决，嘉佑元年。京东故道遂废。乃有主开二股河，二股河乃商胡决河别派，自清丰、朝城、莘县、堂邑、清平、夏津、恩县、平原、陵县、德平、乐陵，至无棣境入海，为唐马颊河、古笃马故道。导水东行者。治平二年、熙宁二年皆开之。宋人谓之『东流』。元符二年河决复北，东流竟绝。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有合于黄河之古道，而宋人必欲回河使东。六塔、二股相继失败。哲宗时，复有主回河者。大意谓：『河尾北向，恐入契丹，则其逾河而南。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中国全失险阻。』苏辙驳之，谓：『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又晦口深浚，势无移徙。』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盖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 说。王安石用昌言、程昉议主开二股河，在熙宁二年。元符时，河既决而北，而建中靖国初，尚有献东流之议者。发言盈庭， 以河为戏。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河绝阳武灌封邱而东，历长垣、东明、濮、郓、范诸县，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北由北清河入海，济水故道，即今之黄河道。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金以宋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自是河道去古益远。
元明两代，以黄济运，更不愿河道之北。元末河道北徙，而明人以畏运道涸，力塞之。弘治中二年、五年。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明代二百余年间，被大害、与大役者，至五十年余见。役夫自五、六万乃至三十万。
自此以下，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清道光五年，东河总督张井言：『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惟仗岁积金钱，撎河于最高之处。』可谓说尽后代治河方策与成绩也。今按：明代大河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清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又河自三代以来『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也。
咸丰铜瓦廂之决，河道终于北去。郑晓吾学编余谓：『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汉、唐以后不同。逆河之性，挽之东南行，以济漕运，故河患时时有之。』又按：其它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河底垫高。至清顺治初，河遂决河南荆隆口。以兵争毁壤河流之亊，后世尚亦时见。
二、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财力，而收最少的功程。 最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
徐贞明潞水客谭：『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沟洫尤其尽力。周定王后，沟洫渐废，而河患遂日甚。河自关中入中原，泾、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涧及丹、泌诸川，数千里之水，当夏、 秋霖潦之时，无一沟一浍可以停注。于是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会入于俩流，则河流安得不盛？其势既盛，则性愈悍急而难治。今诚自沿河诸郡邑，访求古人故渠废堰，师其意，不泥其迹，疏为沟沧，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滥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资水成田，而河流亦杀，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兰阳以南之涡河，与徐州、沛县百数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惟，其不至于横流潢决昔，实徼万一之幸。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陕西西宁至山西河津所谓积石、龙门，合泾、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涧诸名川之水，舆纳每岁五、六月之霖潦，古与今无少异。然黄河所以有徙决之变者，特以未入于海，霖潦无所容也。沟洫之用以备宁潦者，容水而已。故沟洫与海，其为容水一也。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书亦云：『河能为灾，亦能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则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尽力沟洫。东南无不耕之土，分畦列畛，亩自为浍，顷共为渠，疏而成川，洼而成渊。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沟洫，皆治水之处。三时耕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业，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连堤，即有冲决，讵至为损？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种亦黍麦，水不为利，遂反为害。稍旸则倾泻无所停，淫雨则肆溢无所约。宁夏沿河套地，最号沃壤，神何独庇此一方？』又谓：『西北不可以稻，则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尝仰给东南？夫天人互胜，利害旋转，垦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减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烦官府之鸠，此执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识其水性，因以顺为功，其与不习之吏，骤而尝试，逆施而倒行者，又相万也。』今按：明代以来治河理论，皆主潘季驯『河不分流，高筑堤岸，束水刷沙』之说。然潘说特主河之下游，为救一时之溃决而言。若就北方全水 量而为治本之计，莫逾于上述之三家矣。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
汉书：『郑渠成，溉为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其后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后汉都洛，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张方平语。唐书屡有议毁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音瀋〕每岁霖澍〔音树〕，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 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 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