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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国史大纲作者:钱穆发布:一叶知秋

2020-10-12 15:36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音虚〕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à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此即是范仲淹之伟大处。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音確〕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据史,戚长子维,为随州书记,戚就养而卒,年七十三。书院复建于曹诚。宋史、宋元学案谓范依同文学,误也。

惟仲淹之在睢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偕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唐为栖真观,周朴居之,后为普照寺。

相传胡瑗接家信,胡,江苏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内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是者三年。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胡。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 晋 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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