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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国史大纲作者:钱穆发布:一叶知秋

2020-10-12 13:18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於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著者,如当时名士群从支道林逍遥游义,而不从向、郭旧义,即其一证。详见世说新语。其後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为此工作之尤著者,为宋代之陆修静。

於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长,而至於冲突。但在南方,一辈名士世族,本在一个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所需要者,乃为一种学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辈在其内心,本无更强的冲动力,所以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如慧远、生公之类是也。

即如梁武帝,崇信佛法达於极点,其在政事上亦仅有贻误,并无斗争。

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於思想与言辩而止,如顾欢道士夷夏论之类足也。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在北方则不然。当时北方是一个强烈动荡的社会,一切与南方自别。故南方人乃在一种超世绝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则自始即以佛法与尘俗相纠合、相调洽。如二石之於佛图澄,苻、姚之於鸠摩罗什,其内心动机,便与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如佛图澄常以方术歆〔音欣〕动二石,罗什亦通阴阳术数。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即东汉以前风气。相纠合。若南方则以庄老清淡与佛义和会,正犹南方经学亦盛染清谈气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时,遂以实际政洽问题,而引起道、佛之强烈斗争。

崔浩清河人。父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自伤。其诗以婴罪不行於世;及浩诛,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则浩之家门,必父子相传,有一种种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须深观。

浩见王慧龙,数称其美,司徒长孙嵩不悦,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从弟崔模,虽在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维持当时北方之中国文化。

外弟卢玄劝之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纳:则崔浩之为人及其意气,居可见矣。浩既博览经史,精通术数,而性不好庄老之书,史又称:『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浩之为学,盖上承两汉,以儒生而兼阴阳术数,不乐魏、晋以下之庄老清谈。此即北方当时之旧学派也。

遇寇谦之,谦之父修之,为苻坚东莱太守,其地正为齐土道术盛行之地,寇家盖亦世传其教者。谦之自谓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每与浩言,闻其论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可见浩之热心政治。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今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黄老道术,本注意政治问题;兼修儒教,即成秦、汉阴阳学家路脉矣。此是寇、崔学术接榫处。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此是黄老与庄老大异处。黄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论出。庄老仅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无需稽古,即不要历史往迹,因此与阴阳家判袂。〔佛家亦不重历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类归自然,不欲凝人类成群体。〕今只看寇谦之与陆修静两人之事迹,便可见南北、双方道教精神之不同,并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双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实况也。

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书秦、汉变弊之迹。此等全是阴阳家以历史讲法制因革之旧路径。浩因上疏太武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於虫兽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拓拔焘欣然,乃始崇奉天师,寇谦之。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汉阴阳家言:汉未有太平经。此后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箓,以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时亦受陶弘景图识。以佛法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业不得不借灵于道家〔黄老一派〕之符箓也。

自是遂有『诸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诏。太平真君七年。盖阴阳学家一面有其应天受命之说,一面又有其长生久视之术,足以歆动时君,使其接受听行彼辈所预拟的一套历代帝王变法创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终始』。之顺序,而变法创制;彼辈遂得为王者师,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种期求。西汉阴阳学家即尔。

北方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坚下诏为之『增祟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与崔浩可谓迹异心同。后崔浩为修国史被杀,时高允〔信佛〕与浩同修国史;观允传,知浩史颇称实录,死非其罪。宋书柳元景传渭:『拓拔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此恐南朝传闻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於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猛之未肯随桓温南归,殆知来南之无可展布耳。〕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也。

相应於此种情势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经济上切实自占权地。

崔浩於毁法四年後被诛。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兴。佛法之废,积凡七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厨实国人。舆昙曜。凉州僧人。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讨平青、齐所徙民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师贤为『道人统』,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岁兼管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如是则僧寺自有力量,别成一种封建势力。是北方僧人始终不脱经营世务之兴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饶益,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此为北朝崇佛特征,与南朝偏重义埋思想者微有别。今存大同云岗及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犹可见其时北方佛教艺术之超卓及其气魄之伟大。又按:北方自罗什逝世,研寻义理之风即衰,高僧则尚禅行,如昙曜即以禅业见称,敦尚实际行业,为北方佛门一贯风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兹据释老志表如下:

年代寺数僧 尼 数附注
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约百所
四方…六、四七八
平城…二千余人
四方…七七、二五八人
太和十年,遣僧尼还俗者一、三二七名。
宣武帝—延昌中天下…一三、七二七徒侣益众 
孝明帝—神龟元年洛阳…五百
魏末—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所在编民,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洛阳…一、三六七
〔迦蓝记〕
天下…三万有余
天下…二百万佛经流通,大集中国,有四一五部,合一、九一九卷。

甚至沙门谋叛之事亦屡见。

孝文延兴三年,有慧隐;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马惠御。宣武永平二年,有刘慧汪;永平三年,有刘光秀;延昌三年,有刘僧绍;四年,有法庆。孝明熙平二年,有法庆余党。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凡八见。

北齐僧众,其势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诏问秀才对策,及於沙汰释、李,文见广弘明集。谓:『缁衣之众,参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於正户。国给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积竞由来,行之已久。顿於中路,沙汰实难。』

而北周则道、佛冲突再起,在武帝时,又有魏太武以来第二次之毁法举动。然其事则实已自道、佛之争,转而为佛、儒之争矣。此种意味,实沿崔、寇而来,惟此益臻明显耳。

北方佛、道冲突,始终暗波未断。至武帝时,卫元嵩上书事在天和二年。请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说,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国,以代天下之佛国也。『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无选道俗,罔择疏亲。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卫虽佯狂不经,此疏却有力量,盖正指出了儒、佛两家的根本相异点。儒在融个我入大群、佛在脱大群完个我。

武帝本有志於『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诏。遂入卫言。屢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讨论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悉令还俗。』 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广弘明集。

及建德六年周灭齐,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谓:『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义忠孝,於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 僧众五百,默默无声,俯首垂泪。有争者,帝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语还视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会之前后大不同矣。当时谓:『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括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房绿。

此後北方的政治情态,慢慢恢复到秦、汉大一统的传统局面,而东汉、三国以下相应於分崩离析而一时崛起的两种新宗教,遂亦渐渐失其在社会上真实的力量,而退处於他们较不紧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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