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

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_{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不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_{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