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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十二

国史大纲作者:钱穆发布:一叶知秋

2020-10-12 03:11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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