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庫 簡介 目錄 A-AA+ 書簽 查字

             

引论九

国史大纲作者:钱穆发布:一叶知秋

2020-10-12 03:10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打開手機掃描閱讀

收藏 書評 打賞

上一頁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