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说：“不知晓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不明白礼义，就无法立身处世；不通晓学说，就无法使别人变得明智。”
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认为一个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天命所在，就失去了成其为君子的最根本前提。孔子相信天命的存在，所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天命。如：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孔子之所以强调知天命，首先是来自于对上天的虔诚和敬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在孔子的眼里，天是最高的主宰。八佾篇云：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显然在，这里不管是奥神，还是灶神，孔子认为上天才是一切的主宰，而上天的意志就是天命。当然，在孔子眼里天命，并不是不可琢磨，需要依靠占卜才能领会。古人经历了较为长期的社会实践之后，发现朝代的更迭，天下的兴亡是有规律可循的。虽然古人相信对于天命，人们顺之则吉，逆之则凶，但天命本身并非是天意无常，翻云覆雨，恩威难测。认为“天行有常，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天行有常”首先是指出上天的喜怒并不是反复无常，毫无规律，也不是光靠祭祀和膜拜就足够的。比方说，商纣王就不占卜吗？就不祭祀吗？但自称“吾有民有命”的商纣王为什么没有保住他的江山呢？商汤王一开始并不是天子，却可以向天地祭礼，向上帝祷告，并最终灭亡了夏朝，并取而代之呢？古人通过思考自然就认识到上天的意志是具有倾向性的，通过观察、思考，古人认识到这个原则就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有天下，往往跟他们的自身的德行完备是分不开的。所以本篇第一章就指出“天之历数在尔躬”。天命是不是所归，往往就是跟统治者自身是不是有德相关的。
同时，古人通过对历史、对社会的观察，很早就明白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规律，即“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不管是商伐夏，周伐殷，商汤也好，周武也好，往往会盟其他诸侯，争取人心。所以古人的天命观也包括“失道寡助，得道多助”的思想。正所谓“周有大赉，善人是富。”在孔子看来，所谓“天命”就是上天按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原则来表达意志，在人世之中体现出来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表现为“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现实结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上天的意志。
当然，孔子说的“命”并不仅仅指“天意”，还包括社会的必然规律、如历史局势演变的必然趋势等等，也就是“道”。如《宪问》篇亦云：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在这里，孔子说的“命”就不是天命，而是指“道”，也就是必然的规律和趋势。当时鲁国堕三都是否能够成功，或者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取得多大的成果，均是由于鲁国的国内形势所决定的，取决于鲁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孔子在这里并没有直接的谈“天命”，他仍然在观察鲁国当时政治局势和朝野态度。但也正是因为子服景伯的鼎力相助，使得孔子更加感到天命难违，显然他把子服景伯的支持视为天命使然，能够得到朝野的支持也是天命使然，所以一个小小的公伯寮无关于大局。如果此事真的与堕三都有关，成功与否实质上取决于鲁国国君势力、三桓势力、家臣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力量博弈和政治斗争的结果，以及朝野之间态度和立场问题。然而作为站在国君立场上的孔子与季氏之间相互的信任本来就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成也罢，败也罢，都不是由公伯寮这样一个小小人物所能左右的。
孔子的天命思想，往往并不是单纯强调上天的意志，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的观念在当时也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孔子的天命思想里天道和人道是没绝对区分的。否则他也不会说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之类的话来。孔子作为政治人物，往往能够洞察时局，把握其中的规律并有所预测。所以，孔子说的“命”往往有“必然的规律”的含义，其实有时也相当于老子说的“道”。而孔子说的“道”，则相于正义、道义。所以实际上孔子是说：“正义将得到实行，是道决定的，正义将被废止，也是道决定的，公伯寮拿道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孔子说的“知天命”，实际上有这么几层的含义：首先要“修己以敬”，这个“敬”自然就包括对于上天的敬畏。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三畏”，首先就是“畏天命”，同时在君子有九思中指出“祭思敬”。其次，孔子认为天行有常，也就是“尚德”。他认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天命观。更加重要的是，孔子的天命观不是抽象而空洞的，还包括其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如《季氏》篇云：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子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些就是孔子对于天命的具体解读了。在孔子看来，上天的意志并不是以“立竿见影”方式来体现的，但最终必然会应验的。正是因为孔子知道天命所在，所以他据此断定：“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而且后来的事实也正如其所预言。违背天命就必然会招致失败，就必然会受到惩罚，但是要想不违背天命，就首先要知晓天命。所以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所谓“无大过矣，”其实并不是指没有大的过失，而是指没有大的灾祸。孔子学《易》实际上是追求对天道之规律的彻底掌握，从而能够对事情的发展和演变进行正确的预测，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一句，正是对本篇的前三章中尧、舜、禹、商汤、周武王知天命而有天下的总结。所以这一句的里“君子”不仅仅是指有道德的人，也含了其本来的含义，即有地位的人。按照孔子的贤人政治理想，有德的、有才者，以有为求有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如果译成白话，就是“如果不能明白上天的意志和世间的规律，就没有资格成为居上位者。”
所谓“不知礼，无以立也；”类以观点在《论语》里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然而在本篇里《论语》主要是强调前面提出的政治主张：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从这里，我们亦可知“礼”的含义是相当的广泛的，决不是简单的日常礼仪程式。
所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并非是通过言语来了解别人。孔子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应该说，这才是孔子识人的根本法则。把“知言”提高到不知其则无以知人这样的高度，并非是孔子的本意。而且无形中也降低了孔子思想的层次。其实，“知人”实际上就是“智人”，也就是使别人变得明智的意思。樊须向孔子请教什么是知（实质上是智），孔子说“知人”。所谓“知人”正是“智人”，也就是教化之无可替代的功用。
而所谓“言”在这里已经不是说话，而是指孔门所主张的学说。这个“言”的含义也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孔子说的君子“三畏”中的“圣人之言”，也包括孔子曾经提到过的“法语之言”同时孔子也指出“有德者必有言”，应该说这个言论和主张实际上就是华夏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宝贵的思想总结。这也正是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因。孔子为何要述？说白了就是按照有教无类的原则诲人不倦，实现社会的教化。按照子贡的说法，夫子之言包括了“性与天道”的内容，甚至“不可得而闻”。可见，“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个话还是很有分量的。在上一章里，子张向孔子请教从政之道，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讲得既全面，又精辟。夫子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场景在《论语》里无处不在。
实质上《尧曰》最后一章的三个“知”，点明了孔门编辑《论语》的目的，就是使弟子知天命，知礼，知言。更深层而言，孔子说“述而不作”，子贡说“子若不言，弟子何以述？”。老、彭何以要作，孔门何以要述，无一不是为了使道义得到承传，而不至于断绝。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而孔子也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在春秋战国的动荡之际，孔门认为自身的使命就是“辟言”，从而在思想领域上给世人开辟一条正路。当然孔子认为述则足矣，故而“子欲无言”，并不打算著书立说，而《论语》编者为了文化道义的传承，为了弘扬夫子的仁学，将夫子及其孔门先贤的言论加以编撰，使得后世能够有所述，使得后人能知言明智，也可谓“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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