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黎敏文集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45

让中医在传统文化中升华——访北曲黎敏副教授) V. k9 ^3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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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内涵——评曲黎敏的《中医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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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中医的抗争# q4 R: a5 a$ ?4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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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阴三阳3 L4 r3 r8 M; E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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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肝右肺”看中医文化1 h2 q/ o" w, f" b% 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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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为什么产生在东方？

1.1 让中医在传统文化中升华-----访北曲黎敏副教授

人们一致认为学习中医一定要懂得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提高中医感悟能力大有裨益，但是多数人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真正弄懂传统文化并不容易，而有意识地深入浅出地将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应用于中医就更加困难。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副教授讲授“中医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课程已近十年，其间对中医和传统文化作了长期深入的探索，相信通过记者对曲黎敏的访谈中，读者们会再一次的另眼看中医。
记者：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浅一点儿的就会想到琴棋书画，深一点儿的就会想到儒道等，
那么蕴含着中国人大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曲黎敏：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道”，西方人总在问“道”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这种提问本身即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方式。每当西方人探询中国之道和何谓中医之道时，我们总是感到难以回答，因为它关系到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资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当视中医学为“医道”时，我们便在方法论上与所谓的科学以及现代西医学发生了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两者在研究物件、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而“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科技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道的医学”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心”是什么，而是像“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不曾告诉我们“肝”是什么，而是像“将军之官，谋略出焉”，强调的都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因此，理解医学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像，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
本质。因此，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而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如何求中华文化之根本，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应用，便是中医文化的最大特性。这是个大课题。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这个民族将走向危机。中医学术要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甚至会出现危机。
记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点和劣势呢？
曲黎敏：千百年来，中西方都在致力于把这个世界弄清楚，弄明白，人类的目标是一致的，
关键是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看待生命的问题上，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机器。于是他把人不断地拆解、分割，然后做到极致，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你认识的东西越多，你未知的领域就越大，困惑也就越多。比如，西方医学与病毒敌对的对抗态度，使得现代医学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那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无休无止的战役。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则显然不同，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他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按性味、音声、方位等进行比类，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他在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建立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洞察生命的直觉力量。它把一种更宽广、更高明、更深刻的理解事物本质的方式摆在世人面前——那就是通过生活去理解。它是以高度发展的中国精神，和行之有效的洞察力为基础的，而非某种神秘的直觉。很久以前，西方人莱布尼兹就坚持中国与欧洲在知识上交换补偿，他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记者：传统文化与中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说中医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呢？
曲黎敏：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医学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学问。而中医对于中国人而
言却是几乎人人皆知，它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日用而不知”，对于习医者，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将中医上升到哲学与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治病之道。
其实，学中医远比学西医难，学西医，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你，但即便现在的检测仪器
多么灵敏，茶叶与酒必须由品酒师和品茶师来定其优劣，因此，学中医，你必须启动你全部的感官与灵感，你必须让自己的感官非常灵敏，甚至比仪器还要灵敏，这样，你才能治病如神。这个“道的医学”除了重视人的修为与直觉外，还非常重视其系统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术领域如人体、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甚至军事、武术都是相互贯通的。研究人体时如果不研究人体以外的天文、地理、气候乃至音乐、美术等等，是研究不清人体的。就中医学来说，它的理论和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等许多领域密切相关。尽管现代西方也发现了音乐与人体甚至与动物、植物的生理状况相关，但只看到了现象，没形成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就在中医中，因此我们说中医是传统文化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股力量。
而整个中国文化领域“求道”方式的特点都集中体现了一种“象”思维，和“内向认知”。所以，佛为“内明”之学，道称“内丹”，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称“内业”……这个“内”，就是反身求诸己，一求己，则所有的空灵思辩都落到了实处。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不仅是有所体现，而且是有很好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并有可操作性。单说形气神吧，西医对“形”的研究可谓达到极致，但如果你只是胸闷气短、肩背疼痛，并无心脏器质性病变，西医便认为你没病，而中医则认为每一个脏器都有形气神三个方面，正是心气、心神的问题使你处在某种亚健康状态。在中医看来，任何情志的波动都不是偶然的，它与四时有关，与六气有关，与地域有关，甚至与你睡觉的床向有关……于是，医生的诊疗远远超出了四诊：望、闻、问、切，他综合了时空中的诸多因素，然后给你一个原因和结果。
记者：那么懂得传统文化对中医到底有什么促进呢？
曲黎敏：10年前，我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传统中医学》、《道家思想研究》等选修课，
教授学生已近4000人次，其中感慨颇多。因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与联系始终是困扰广大中医学者的一个问题，是固守传统，还是坚持现代化？在全球化的热潮下，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个性等等问题，十分严重地摆在每一个中医学者面前。
学生们懂得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后，都变得非常爱中医了，这种狂热是对经典的狂热，对《内
经》、《伤寒论》的狂热，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至少他们对中医的信仰加强了，对中医充满信心了。学中医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困惑，这种困惑解决不好就容易沮丧和浮躁。我觉得学习传统文化重要的是训练大家一种中医学的思辨方式，说得通俗一点，让初涉中医的学生开窍了，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学中医并不是很复杂、很厌倦的事情，而是自得其乐。学习传统文化与中医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知道中医是什么，中医医道如何发生，中医学最终将走向何处……。对传统文化了解多了，把各种知识关联在一起的能力就强了，当然临床技能也会提高了。而且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我经常和学生们讨论中国古代时空观、汉字与医学、取象思维等诸多问题，讨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鼓励学生不仅要学好中医，还要学好中西方文化和哲学，学好现代科学和西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使命，中医不仅是救人之术，也是解决人类生命困境之道，如何用现代语言来诠释它，是中医向前发展的瓶颈，也是现代青年学子的历史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弘扬中医传统文化时，仍建议学生积极到临床中去体验中医，并积极学习现代医学。这都很重要，但关键是始终要用中医的思维来驾驭。
记者：您自己多年从事中医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目前的中医文化的研究现状，
您有什么感想和希望？
曲黎敏：中医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是很重要的，希望更多的人介入到这个领域中来。
记得一位美国总统在观赏西安古城后说：“中国要在几十年中建成美国那样的城市，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建成西安和北京故宫那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要花上几千年”。
返观中国历史，我们常常可以感到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沟通所带给我们理智和精神深处的
益处。中国文化的繁荣期每每都是在根植于内部的文化遭到周围民族的扰乱后，吸收外部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繁荣。如果在感情上能够容纳这种文化上的联姻，就往往会成为一种新文化的开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将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机会，它将带给中国与世界以不同凡响的未来。但我们必须牢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不必在价值取向上以西方文化为归依，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
人物连结
曲黎敏女，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
医史人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哲学与文化。著有《易道气功养生》、《中医与传统文化》(待版)，论文有《中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五运六气与流行病相关问题研究》、《中医抗击瘟疫史》、《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中医学——人的学说》等30余篇。(文章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46

1.2 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内涵——评曲黎敏的《中医与传统文化》

作者：张其成

近两年来，围绕着对中医药传统重新认识的问题，陆陆续续出了一些书，其中，曲黎敏的《中医与传统文化》是很有特色的一本书。
这是一部洋溢着热诚与感悟的佳作，而且有些难度。显然，这个题目太大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医使作者无法展现她一贯的信马由缰和幽默诙谐，10多年的教书生涯使她变得严谨而理性，更何况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要为她所开的选修课写本教材，于是，她认认真真地写了这本书，与业医者们不同的是，她有她独特的视角和表述方式，关于中医与传统文化，她并没有局限在一种历史流程的比较文学式的解读，而是颇具匠心地选择了她自己的方式和语言。
整部书很机巧地抓住了中国医学历史的两头——一个是它发生与成熟的开端(汉代及其之前的医学)；一个是当中医遭遇西医时的困惑与痛苦(清末至当下)。
前者涉及了所有医学观念发生学的意义，比如关于阴阳、五行、气等观念的发生与原始占卜的关系的探讨；关于五行与五脏配属流变的阐述；关于三阴三阳等问题的论述等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民俗学、人类学功底。在作者看来，汉代太重要了，她花了很多的笔墨来阐述黄帝、秦皇、汉武帝对中国历史、中国医学的重要意义——天下一统与中医一统是同时完成的，《黄帝内经》正是文化一统在医学上的体现。
关于中西医的碰撞，作者把它放在中西方文化沟通与碰撞的大背景中，对现代与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指出：“传统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而言，是异常沉重的。我们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可谓太多太多，而西方的现代语境又与我们的传统截然不同。但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禁得起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的挑战而不致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中医亦如是……无论东方和西方，只要我们拥有谦逊的以及真正的自我，我们都可以承担起创造性的人生。”
在一次会议上我曾说：“中医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对世界文明阐述“道”的真正内涵始终是个问题，但《中医与传统文化》的作者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她坚持认为，思想、哲学等的差异并无法阻隔对人类生命肉体认识的一致性和共通性，人类情感和肉身的共通性最终也会导致人类关于医学观念的某些共识。
在《中医与传统文化》一书的最后一章“另眼看中国”中，曲黎敏以一种积极而乐观的态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以她对西方文化的深谙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她的女性态度，她强调理解和双赢，她渴望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沟通可以带给我们理智和精神深处的益处。
确实，在这本书的许多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意识，她的知识结构
和她的文化底蕴使她可以完成这样一件勉为其难的工作。比如，她从神话的角度谈原始生命观、从古天文的角度谈阴阳五行的渊源、从汉字的象征体系看中医的象思维、以及从儒释道的发展变化反省医学的发展等等，这些都使得这本书格外引人注目。除了它内容的丰富与深刻，文笔的流畅与优美也是这本书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认识作者快20年了，看到她由一个非常有性格的文学青年而渐渐地痴迷中医，终日读于斯，思考于斯，行动于斯，并且感染了许多人和她一起来热爱中医，不得不感慨传统中医的魅力之大，也为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有这样坚定的捍卫者和宣传者而感到欣慰!对于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命运，她总是说：“别担心，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灭绝的，只要有《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些经典在，就总会有人能读懂它……”我赞赏她这种沉静的力量，以及她这种心灵的阅读和书写。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48

2 曲黎敏学术文章
2.1 《黄帝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文化咨询中心研究员）
《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 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黄帝内经》天道观的目的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一是从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一、"天人合一"的天文学内涵
1、天地对应
中国古代天文学是指以地球为参照物的天体运动学，即天体是地球的扩大，或地球是天体的缩小。古代天文学认为天球的南北极所形成的天轴与地球南北极所形成的地轴处在同一条直线上，其轴与公转轨道所形成的夹角均成66.5度，即无论地球运行到公转轨道上的那一个点，地轴与黄道平面的倾斜方向始终保持不变，北极总是指向北极星附近。这是天地感应的最本质的表现。而且，此理论也得到现代天文学和磁力学理论的支援，现代天文学和磁力学理论认为：天体是一个巨大的磁体，天轴南北两极是南北磁极；地球居天体之间，是一小磁体。地球南北两极也是南北磁极，分别与天体两大磁极发生磁感应，所以天地的轴心倾向相同，在一条直线上，这便是天地感应最根本的内涵之一。[1]《黄帝内经》所述五运六气的种种感应之道，统统建立在这个感应性上。这种感应性或磁力，都属于无形的能，在中医名之曰"气"。
2、天地气交
天地气交的实质是天地人本源于一气，天人合一最重要的体现也是合于"气"。《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气交"的概念："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曰：何谓气交？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求之本，求之位，求之气交皆指求气之本。天地人三者是一气分布到不同领域的结果，因而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同上）即，人与万物，生于天地气交之中，人气从之则生长壮老已，万物从之则生长化收藏。人虽有自身特殊的运动方式，但其基本形式--升降出入、阖辟往来，是与天地万物相同、相通的。气交的产生是因为地之寒热与天之阴阳之节气相差三节。按理说，一年中冬至日为阴之极，应该气候最冷，夏至日为阳之极，应该气候最热，故天之太阳为夏至，天之太阴为冬至。但事
实上大地有一个白天吸热，夜间散热的过程，所以冬至之后经小寒、大寒、立春三节气达到积寒的高峰，即地之最寒冷在冬至后三节气，立春一到，气候便开始温暖，此三节之差，张介宾十分重视，其《类经图翼》云："然一岁之气始于子，四季之春始于寅者，何也？盖以建子之日，阳气虽始于黄钟，然犹潜伏地下，未见生化之功及其自丑转寅，三阳始备，于是和风至而万物生，……故阳虽始于子而春必起于寅。"即天之温起于子，而地之温却始于寅，天地之气相差三节。由于气交相差三节，便产生了天地之气的"升降沉浮"、"气交易位元"等变化。所谓"气交易位元"是指气候的太过和不及而导致气交的位置发生移动，由于阴阳之气与寒热之气相差三节，"时有定位，气无必至"，即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有一定的次序和时位，温热寒凉的秩序是不会错的，但，气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的现象却是经常发生的。
3、天地同律
天地同律也就是时空合一。律学本属于声学，由于古代天文学在制定历法过程中需要数学运算，便借用律数来完成这一过程，而产生了律与历的结合。律历一体思想首先是与古代气论紧密相关的，反过来又促进了《黄帝内经》对"气"的规律性研究和人体生命节律的研究。
⑴音律与天之气相应
《史记•律书》，其中说道："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古代以"同类相动"理论推想互相感动的事物之间通过气传递着它们的相互作用，从而把律吕与"气"密切联系起来。汉代有"候气之法"，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在一个密闭的室内，把端部塞上葭莩灰的律管按一定的方位加以布置注意观察就可以看到，每到一定的节气，与该气相应的那支律管中的灰就回逸出[2]。这种把律管的长短和天地之气联系起来的实验，对我们理解五气、五藏与五音相应等问题至关重要。就这样，人们把不同音讯的乐音同一年中的不同时令，同该时令的气候、物候联系起来。所谓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不过是天"气"在一个回归年中有二十四种或七十二种表现，同时造成了不同季节中声色味的不同。因此，五音、十二律可以说是关于"气"的量化的另一种表达。
十二律的名称表示著"气"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和不同作用。如：
黄钟：黄者，中之色，钟者，种也。…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汉书•律历志》）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史记•律书》）
蕤宾者，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汉书•律历志》）
夹钟者，言阴夹助太簇，宣四方之气而出物种也。（《汉书•律历志》）
⑵时间周期（历）与天地之气的运动相应
古人早就发现，地球特有的时间周期与地球在太阳系的特定位置相关，如昼夜、24节气、
四季、年等。昼夜是地球自转的周期。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节气和四季的变化是由地轴与公转轨道的夹角造成的。这些时间节律的背后，是地球所受太阳能量辐射的周期性改变，人的生命节律也是由地球的这种特性造成的。因此，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变化有着相动一致的特性，人体生理功能节律也随天地四时之气运动变化而改变。
由此，《黄帝内经》依据天地同律的原则创建了的独特的"五运六气"历。这种历法特别注意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现象与时间周期的关系，是《内经》学术中时空合一理念的集中表达，从非常广泛的时空角度反映了天地人之统一，反映了人与天之间存在着随应而动和制天而用的统一。
就一年四时而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
日分为四时》）人的生理功能活动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更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
就一年十二月而言，"正月二月，天气始言，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
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素问• 诊要经终论》）随着月份的推移，人气在不同部位发挥作用。
就一日而言，"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
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随着自然界阳气的消长变化，人体的阳气发生相应的改变。

二、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
《内经》天地人系统中的人与天相通的总原则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应。顺则为利，逆则为害。《淮南子•精神训》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运而相通"指运动过程中的相通关系，而不是静态空间里的结构联系。"总而为一"指运动方式的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
即，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主要是指人作为"小宇宙"是如何与天地这个大宇宙相应的，其中，
人天同构是《内经》天人合一观的最粗浅的层次，人天同象与同类则是中医取象比类思想的具体体现，人天同数则是人与天气运数理的相应。总之，这是将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是以自然法则为基质，以人事法则为归宿的系统理论。
1、人天同构
人天同构是《内经》天人合一观的最粗浅的层面。《内经》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体现了天地的结构。
例如《灵枢•邪客》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
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这里把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起来。人体的结构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相对应的东西，人体仿佛是天地的缩影。其目的在于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
2、人天同类
我们知道，大谈天人、古今，并寻求其中相通而互感的共同律则，是汉代的时代精神。《汉书•董仲舒传》曰："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因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与古今总连在一起，这种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混合起来的现象，
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
但《内经》所强调的人天同类与董仲舒辈的神秘的天人感应不尽相同。《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中的五行归类，是根于事物内在的运动方式、状态或显象的同一性。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其臭臊。"是将在天的方位、季节、气候、星宿、生成数，在地的品类、五谷、五畜、五音、五色、
五味、五臭，在人的五藏、五声、五志、病变、病位等进行五行归类，这样就可以通过类别之间"象"的普遍联系，来识别同类运动方式的共同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规律。是"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
另，《灵枢•通天》还以阴阳为原则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类，认
为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少阳之人"多阳少阴"，阴阳和平之人"阴阳之气和"。这种将先天阴阳之"气"作为人性的基础，是先秦诸子人性论所未涉及的。作为医学著作，《内经》并不太关注人性的社会性以及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等问题，而是以气论人性，从先天生理因素寻找人性的根据，关注五态之人的发病及其治法，为养生治疗提供理论指导。
3、人天同象
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的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都表现为重道、重神、重无、重和谐、重势，其核心则是"象"与"数"，如果对"象数"无知，则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无知，更不能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中医学。[3]
所谓"象"，指的是经验的形象化和系统化。"象"的特征是动态的，不是单纯地模仿其形，而是模仿其变。象还是全息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就《内经》而言，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五藏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
其中，"象"又分为法象、气象、形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周易》），举例言，"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素问• 六节藏象论》），为法象；阴阳四时，"其华在面"（同上），为所见气象；"其充在血脉"（同上）为所见形象。藏象理论作为《内经》理论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将五藏联系六腑、五官、五体、五志、五声、五情，以五行理论进行阐释的五大"象"的系统，并完全表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综合功能。"这是一种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努力，旨在指出人体内部与人体外部都是按照"阴阳五行"这一基本法则统一、整合起来的。"[4]由此可以看出，藏像是一个含有哲学与科学双重意义的概念。
总之，《内经》中关于人天同象的描述旨在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推知隐藏的内藏功能。如借助对天动地静的认识，以象天动的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为腑，主泻而不藏；以象地静的心、肝、脾、肺、肾为藏，主藏而不泻。
4、人天同数
象与数的关系正如《左传》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内经》认为生命运动与自然一样，有理、有象、有数。通过取象比类，可知气运数理。《素问•六节藏象论》先论数理，后论藏象，深意寓在其中。
"数"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它不同
于西方的数学概念，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
《内经》中的藏象理论则以五元序列来表现。自然界以四时阴阳为核心，四时阴阳涵概了五方、五气、五味等自然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类属、调控关系；人体以五藏阴阳为核心，五藏阴阳涵概了五体、五官、五脉、五志、五病等形体、生理、病理各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类属、调控关系。自然界的四时阴阳与人体的五藏阴阳相互收受、通应，共同遵循阴阳五行的对待协调、生克制化的法则。
因此，人天同数是《内经》把时间的周期性和空间的秩序性有机地结合观念的体现。强调
人体自然节律是与天文、气象密切相关的生理、病理节律，故有气运节律、昼夜节律、月节律和周年节律等。其基本推论是以一周年（四季）为一个完整的周期，四季有时、有位，有五行生克，因此，以一年分四时，则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肾主冬……。月节律则与该月相和所应之藏在一年之中的"当旺"季节相关。其昼夜节律也是将一日按四时分段，指人体五藏之气在一天之中随昼夜节律而依次转移，则肝主晨，心主日中，肺主日入，肾主夜半。（见《素问•藏气法时论》）实质上，"人身小宇宙"在《内经》中绝非泛泛而谈，《内经》认为人体与宇宙之间存在着某种数理上的一致性。如《内经》论述人体呼吸完全与太阳的运行联系起来，将呼吸与天地相通、气脉与寒暑昼夜相运旋的规律，与太阳的周日运行规律联系起来。如，《灵枢•五十营》将人体气血运行与日行28宿直接挂钩，认为太阳一昼夜环行28宿一周，人体气血运行人体50周（白天25周、夜晚25周），如此太阳每行一宿，血气行身1、8周，人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6寸，270息，气行16丈2尺，即行人体之一周。由此再进一步，太阳每行一宿，（此指28宿均匀分布的一宿，实际上28宿不是等长的），人呼吸486息，据此推算人一昼夜有13500息。《平人气象论篇》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即平常人一息，脉跳动五次，一次脉的跳动，气行1寸2分。如此用气运行的长度表示脉博的频率，从而表示一种时间周期。这种以大气贯通一切为基点而形成的人体与宇宙的相互模拟，在《内经》理论中比比皆是，强调了天人一致的内在本质。总的来说，《内经》的天人之间的取象类比，是超逻辑、超概念的心领神会的类比。比如五行作为一个大象，它在《内经》中的成功，就不是物理学家的概括，而是哲人对世界的感觉分类，是哲人对世界上的物质及其性情的感觉分类,是"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而感觉的相似、感觉的类同、感觉的相通，必然有着深刻的生理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的意义。
这种"天人合一"的直观生命的体验，是我们领会《内经》文字的真正出发点。[5]
事实上，现代物理学已充分体会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可贵性，正如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
中言：量子论和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它们说明了原子和亚原子的实在超越了经典的逻辑，我们无法用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它，而东方神秘主义并不顾忌对逻辑概念的超越，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构成近代物理学的哲学背景来说，东方哲学关于实在的模型，要比西方哲学的模型更为适当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林中鹏主编，中华气功学经典理论基础，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64。
[2]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583。
[3]傅景华，中医沉思录•中医过程论导论，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100。
[4]张其成，易学与中医，中国书店出版社，1999，115。
[5]曲黎敏，中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增刊）：9－10。
[6]卡普拉,物理学之道,北京出版社,1999,32-33.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50

2.2 天人合一的科学内涵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 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黄帝内经》天道观的目的所在。
《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一是从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一、"天人合一"的天文学内涵
1、天地对应
中国古代天文学是指以地球为参照物的天体运动学，即天体是地球的扩大，或地球是天体的缩小。古代天文学认为天球的南北极所形成的天轴与地球南北极所形成的地轴处在同一条直线上，其轴与公转轨道所形成的夹角均成66.5度，即无论地球运行到公转轨道上的那一个点，地轴与黄道平面的倾斜方向始终保持不变，北极总是指向北极星附近。这是天地感应的最本质的表现。而且，此理论也得到现代天文学和磁力学理论的支援，现代天文学和磁力学理论认为：天体是一个巨大的磁体，天轴南北两极是南北磁极；地球居天体之间，是一小磁体。地球南北两极也是南北磁极，分别与天体两大磁极发生磁感应，所以天地的轴心倾向相同，在一条直线上，这便是天地感应最根本的内涵之一。[1]《黄帝内经》所述五运六气的种种感应之道，统统建立在这个感应性上。这种感应性或磁力，都属于无形的能，在中医名之曰"气"。
2、天地气交
天地气交的实质是天地人本源于一气，天人合一最重要的体现也是合于"气"。《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气交"的概念："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曰：何谓气交？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求之本，求之位，求之气交皆指求气之本。天地人三者是一气分布到不同领域的结果，因而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同上）即，人与万物，生于天地气交之中，人气从之则生长壮老已，万物从之则生长化收藏。人虽有自身特殊的运动方式，但其基本形式--升降出入、阖辟往来，是与天地万物相同、相通的。
气交的产生是因为地之寒热与天之阴阳之节气相差三节。按理说，一年中冬至日为阴之极，
应该气候最冷，夏至日为阳之极，应该气候最热，故天之太阳为夏至，天之太阴为冬至。但事实上大地有一个白天吸热，夜间散热的过程，所以冬至之后经小寒、大寒、立春三节气达到积寒的高峰，即地之最寒冷在冬至后三节气，立春一到，气候便开始温暖，此三节之差，张介宾十分重视，其《类经图翼》云："然一岁之气始于子，四季之春始于寅者，何也？盖以建子之日，阳气虽始于黄钟，然犹潜伏地下，未见生化之功及其自丑转寅，三阳始备，于是和风至而万物生，……故阳虽始于子而春必起于寅。"即天之温起于子，而地之温却始于寅，天地之气相差三节。由于气交相差三节，便产生了天地之气的"升降沉浮"、"气交易位元"等变化。所谓"气交易位元"是指气候的太过和不及而导致气交的位置发生移动，由于阴阳之气与寒热之气相差三节，"时有定位，气无必至"，即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有一定的次序和时位，温热寒凉的秩序是不会错的，但，气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的现象却是经常发生的。
3、天地同律
天地同律也就是时空合一。律学本属于声学，由于古代天文学在制定历法过程中需要数学运算，便借用律数来完成这一过程，而产生了律与历的结合。律历一体思想首先是与古代气论紧密相关的，反过来又促进了《黄帝内经》对"气"的规律性研究和人体生命节律的研究。
⑴音律与天之气相应
《史记•律书》，其中说道："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古代以"同类相动"理论推想互相感动的事物之间通过气传递着它们的相互作用，从而把律吕与"气"密切联系起来。汉代有"候气之法"，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在一个密闭的室内，把端部塞上葭莩灰的律管按一定的方位加以布置注意观察就可以看到，每到一定的节气，与该气相应的那支律管中的灰就回逸出[2]。这种把律管的长短和天地之气联系起来的实验，对我们理解五气、五藏与五音相应等问题至关重要。就这样，人们把不同音讯的乐音同一年中的不同时令，同该时令的气候、物候联系起来。所谓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不过是天"气"在一个回归年中有二十四种或七十二种表现，同时造成了不同季节中声色味的不同。因此，五音、十二律可以说是关于"气"的量化的另一种表达。
十二律的名称表示著"气"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和不同作用。如：
黄钟：黄者，中之色，钟者，种也。…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汉书
•律历志》）
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史记•律书》）
蕤宾者，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汉书•律历志》）
夹钟者，言阴夹助太簇，宣四方之气而出物种也。（《汉书•律历志》）
⑵时间周期（历）与天地之气的运动相应
古人早就发现，地球特有的时间周期与地球在太阳系的特定位置相关，如昼夜、24节气、
四季、年等。昼夜是地球自转的周期。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节气和四季的变化是由地轴与公转轨道的夹角造成的。这些时间节律的背后，是地球所受太阳能量辐射的周期性改变，人的生命节律也是由地球的这种特性造成的。因此，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变化有着相动一致的特性，人体生理功能节律也随天地四时之气运动变化而改变。
由此，《黄帝内经》依据天地同律的原则创建了的独特的"五运六气"历。这种历法特别注意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现象与时间周期的关系，是《内经》学术中时空合一理念的集中表达，从非常广泛的时空角度反映了天地人之统一，反映了人与天之间存在着随应而动和制天而用的统一。
就一年四时而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人的生理功能活动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更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
就一年十二月而言，"正月二月，天气始言，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
（《素问• 诊要经终论》）随着月份的推移，人气在不同部位发挥作用。
就一日而言，"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
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随着自然界阳气的消长变化，人体的阳气发生相应的改变。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51

2.3 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内经》天地人系统中的人与天相通的总原则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应。顺则为利，逆则为害。《淮南子•精神训》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运而相通"指运动过程中的相通关系，而不是静态空间里的结构联系。"总而为一"指运动方式的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即，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主要是指人作为"小宇宙"是如何与天地这个大宇宙相应的，其中，人天同构是《内经》天人合一观的最粗浅的层次，人天同象与同类则是中医取象比类思想的具体体现，人天同数则是人与天气运数理的相应。总之，这是将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是以自然法则为基质，以人事法则为归宿的系统理论。
1、人天同构
人天同构是《内经》天人合一观的最粗浅的层面。《内经》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体现了天地的结构。例如《灵枢•邪客》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这里把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起来。人体的结构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相对应的东西，人体仿佛是天地的缩影。其目的在于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
2、人天同类
我们知道，大谈天人、古今，并寻求其中相通而互感的共同律则，是汉代的时代精神。《汉
书•董仲舒传》曰："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因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与古今总连在一起，这种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混合起来的现象，
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但《内经》所强调的人天同类与董仲舒辈的神秘的天人感应不尽相同。《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中的五行归类，是根于事物内在的运动方式、状态或显象的同一性。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其臭臊。"是将在天的方位、季节、气候、星宿、生成数，在地的品类、五谷、五畜、五音、五色、五味、五臭，在人的五藏、五声、五志、病变、病位等进行五行归类，这样就可以通过类别之间"象"的普遍联系，来识别同类运动方式的共同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规律。是"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
另，《灵枢•通天》还以阴阳为原则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类，认
为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少阳之人"多阳少阴"，阴阳和平之人"阴阳之气和"。这种将先天阴阳之"气"作为人性的基础，是先秦诸子人性论所未涉及的。作为医学著作，《内经》并不太关注人性的社会性以及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等问题，而是以气论人性，从先天生理因素寻找人性的根据，关注五态之人的发病及其治法，为养生治疗提供理论指导。
3、人天同象
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的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都表现为重道、重神、重无、重和谐、重势，
其核心则是"象"与"数"，如果对"象数"无知，则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无知，更不能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中医学。
所谓"象"，指的是经验的形象化和系统化。"象"的特征是动态的，不是单纯地模仿其形，而是模仿其变。象还是全息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就《内经》而言，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五藏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
其中，"象"又分为法象、气象、形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周易》），举例言，"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素问• 六节藏象论》），为法象；阴阳四时，"其华在面"（同上），为所见气象；"其充在血脉"（同上）为所见形象。藏象理论作为《内经》理论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将五藏联系六腑、五官、五体、五志、五声、五情，以五行理论进行阐释的五大"象"的系统，并完全表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综合功能。"这是一种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努力，旨在指出人体内部与人体外部都是按照"阴阳五行"这一基本法则统一、整合起来的。"[4]由此可以看出，藏像是一个含有哲学与科学双重意义的概念。
总之，《内经》中关于人天同象的描述旨在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推知隐藏的内藏功能。如借助对天动地静的认识，以象天动的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为腑，主泻而不藏；以象地静的心、肝、脾、肺、肾为藏，主藏而不泻。
4、人天同数
象与数的关系正如《左传》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内经》认为生命运动与自然一样，有理、有象、有数。通过取象比类，可知气运数理。《素问•六节藏象论》先论数理，后论藏象，深意寓在其中。"数"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它不同于西方的数学概念，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
《内经》中的藏象理论则以五元序列来表现。自然界以四时阴阳为核心，四时阴阳涵概了五方、五气、五味等自然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类属、调控关系；人体以五藏阴阳为核心，五藏阴阳涵概了五体、五官、五脉、五志、五病等形体、生理、病理各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类属、调控关系。自然界的四时阴阳与人体的五藏阴阳相互收受、通应，共同遵循阴阳五行的对待协调、生克制化的法则。因此，人天同数是《内经》把时间的周期性和空间的秩序性有机地结合观念的体现。强调人体自然节律是与天文、气象密切相关的生理、病理节律，故有气运节律、昼夜节律、月节律和周年节律等。其基本推论是以一周年（四季）为一个完整的周期，四季有时、有位，有五行生克，因此，以一年分四时，则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肾主冬……。月节律则与该月相和所应之藏在一年之中的"当旺"季节相关。其昼夜节律也是将一日按四时分段，指人体五藏之气在一天之中随昼夜节律而依次转移，则肝主晨，心主日中，肺主日入，肾主夜半。（见《素问•藏气法时论》）
实质上，"人身小宇宙"在《内经》中绝非泛泛而谈，《内经》认为人体与宇宙之间存在着某种数理上的一致性。如《内经》论述人体呼吸完全与太阳的运行联系起来，将呼吸与天地相通、气脉与寒暑昼夜相运旋的规律，与太阳的周日运行规律联系起来。如，《灵枢•五十营》将人体气血运行与日行28宿直接挂钩，认为太阳一昼夜环行28宿一周，人体气血运行人体50周（白天25周、夜晚25周），如此太阳每行一宿，血气行身1、8周，人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6寸，270息，气行16丈2尺，即行人体之一周。由此再进一步，太阳每行一宿，（此指28宿均匀分布的一宿，实际上28宿不是等长的），人呼吸486息，据此推算人一昼夜有13500息。《平人气象论篇》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即平常人一息，脉跳动五次，一次脉的跳动，气行1寸2分。如此用气运行的长度表示脉博的频率，从而表示一种时间周期。这种以大气贯通一切为基点而形成的人体与宇宙的相互模拟，在《内经》理论中比比皆是，强调了天人一致的内在本质。总的来说，《内经》的天人之间的取象类比，是超逻辑、超概念的心领神会的类比。比如五行作为一个大象，它在《内经》中的成功，就不是物理学家的概括，而是哲人对世界的感觉分类，是哲人对世界上的物质及其性情的感觉分类,是"同气相求"，而不是物质结构的等量齐观。
而感觉的相似、感觉的类同、感觉的相通，必然有着深刻的生理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的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直观生命的体验，是我们领会《内经》文字的真正出发点。
事实上，现代物理学已充分体会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可贵性，正如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
中言：量子论和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它们说明了原子和亚原子的实在超越了经典的逻辑，我们无法用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它，而东方神秘主义并不顾忌对逻辑概念的超越，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构成近代物理学的哲学背景来说，东方哲学关于实在的模型，要比西方哲学的模型更为适当的主要原因。
1.1.5 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中国古代文化是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从未发生过断裂的文化，几千年来，它始终因循着"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的原则，记录着人们探索自然及人文的艰辛历程，而中医学（古代称之为医道）这门关涉宇宙与生命内在统一性的性命之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当中的独特的文化创造，在认识生命的本质、规律问题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个性色彩，以其丰富性、多义性及博大精深，而成为东方文化这个"东方之谜"中的谜中之谜。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对中医与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明确中医文化的内涵，探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的心理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揭示中医学发展中的内在和外部规律。从文化角度讨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及其不足，为中医理论的深层次科学研究提供自身的思维模式，为中医未来发展提供战略规划报告。
如果从中医学源流的初始、发展、与定型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上看，大致可分为三
个阶段。天人文化指以伏羲画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原始的，质朴的，是科学而哲学的文化，并经夏商周三代演化为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在此阶段，医巫不分，如同巫与王室的结合，医学亦掌握在帝王手中，实际上，最早的巫聪明、勇敢，是富于献身精神，有着强烈的追求真理的信念的人。他们必须具备圣人、智者的资格，博闻强记，无所不晓，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又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于是黄帝习云师而为导引，大禹为禹步，汤以身祷于桑林，神农尝百草。作为中华民族经典的《易经》更是"人更四圣，世历三古"，经伏羲画八卦，文王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受到上古、中古、下古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与作用。
此阶段的文化经典称为三坟五典，三坟指伏羲、黄帝、神农之书，五典的指称则很能说明
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如孔子从上古文化的代表性上认为五典指尧、舜、禹、商汤、周文；阴阳家则将古史五行化，五典指伏羲、黄帝、神农、尧、舜；《吕氏春秋》亦以五行、五方规范古史，视五典为黄帝（居中，为土德）、伏羲（居东，为木德，称青帝）、炎帝（居南，为火德，称赤帝）、少皋（居西，为金德，称白帝）、颛顼（居北，为水德，称黑帝）。中国文化成型期的代表作《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其中黄帝为五帝之首（其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生二子青阳与昌意，昌意生子高阳，即颛顼（实为黄帝之孙）。颛顼崩，青阳之孙高辛立，即帝喾（实为黄帝之重孙）。帝喾有四妃，其子皆有天下，元妃姜螈生后稷（周祖），次妃简狄生契（殷祖），次妃庆都生帝尧，次妃常仪生帝挚。继帝喾位者为尧，继尧者为舜，舜表面上出身寒微，实际上，据司马迁推算，舜乃昌意之第七世孙，即黄帝之第八世孙。我认为，《史记》如此整合历史，意义有二：（1）不仅确立了黄帝在政治、文化上的正统地位，而且把不同文化因素从血缘根基上统一起来。如果说三坟本来代表着一种多元的文化组合，那么《史记》作为大一统政治下的产物，则故意将历史纳入黄帝的羽翼之下，将我们从伏羲、女娲的后裔变为黄帝的子孙。（2）司马迁或者是从五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着眼，来重新评定历史。如黄帝平定蚩尤、置百官、封禅造历等，正是"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孔子）其开创之功，功不可没。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并在黄帝的基础上扩大了疆土。帝喾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在文化上更是功勋卓著，他确定历法，敬授民时，定一岁为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并且以德治国禅让天下，确立刑法而殛鲧等等。舜以孝德取天下，扩疆土于夷蛮，命大禹治水、命后稷播百谷以济民、使契敬敷五教、以伯夷典礼、燮典乐、、、、至此，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及法则已全部显现，如同舞台已经搭就，剩下的就看后人的发挥与表演了。
天人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确定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古希腊文化为首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否定自己已经认识的事物以求得进步的否定型文化，是一种以支流而汇百川的形式向前发展的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作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它利用中国汉字语义的多义性、模糊性、秘藏性等特点，以物喻象，取象比类，它的思维的起点不只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求知的方法不只是推理，而且是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的确立，使得东西方在文明形成之初就打出了自己为之战斗的目标标语：西方是"认识你自己"，强调本体及个人意志的张扬；东方是"天人合一"，执著于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文化的基因是"象"与"数"
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都重道、重神、重无、重和谐、重势，其核心则是"象"与"数"，如果对"象数"无知，则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无知，更不能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中医学。所谓象数思维是以阴阳义理为内容，以学术符号为形式，既有文字体系，又有符号系统，二者同质同构，不仅有价值理性，还有操作系统，其中神秘的教义和对经验知识的具体科学的组织概括及整理始终互相作用着。《左传》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系辞传》说："天垂象，现吉凶，圣人象之。""象"指的是经验的形象化和系统化。"象"的特征是动态的，不是单纯地模仿其形，而是模仿其变。象还是全息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就中医而言，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五藏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象"的本质是重视具象的知觉，它要求人的领悟性、观察力、概括力及诗性。如果不懂得以物喻象和取象比类的方法，则无法真正理解中医学。比如五行作为一个大象，它在《内经》中的成功，就不是物理学家的概括，而是哲人对世界的感觉分类，是哲人对世界上的物质及其性情的感觉分类。而感觉的相似、感觉的类同、感觉的相通，必然有着深刻的生理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的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直观生命的体验，是我们领会《内经》文字的真正出发点。
"数"则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在中
医传统文化中，有以《周易》为代表的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体系的二元序列；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元序列；在中医体系中，既有阴阳二元、三阴三阳三元序列，也有五藏五行、五元序列，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认识"自然"的无限的变化过程，并从中引导出数与序列，即规律。它不同于西方的数学概念，它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
中医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文化中难以被人接受，主要是因为象数思维和五行宇宙模式既包含
有理性，也包含有非理性因素，以及它们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作为系统的客观运转，二元、三元、五元序列都不无显示了古老的中国智慧，而无所不在的神秘的天人感应和五行形式上的简单齐合性，则将中华文化及中医文化推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境地。
2.3.3.1文化的归宿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钱穆），也是中医文化的一个核心。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人自我修养的目的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或佛家的"自了汉"，而是使自我求得在人伦秩序与宇宙中的和谐。而这也是中医学最终目的，即中医学关注的是人生命过程的自我实践，自我发展与发展的和谐。中医学行为的重要作用目标是发展中的生命运动过程，而不是直接针对实体结构与具体的病因、病理。它是人的医学，而不是西方医学的"治病"的医学，这也是中医学作为未来生命科学的优异之处。
但天人感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宇宙图式及世界观，成为一种极为顽固的思维习惯，则使得它的科学成分为其负面因素所抵消，它的封闭性的自我满足感和否定进化的循环性，以及否定个性的秩序性和形式上以齐合性，都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为封建一统文化的特性。《美国物理学杂志》曾言，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的探索目标。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问题正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显出其特异性和无可比拟的一种优势，而所有这些特点在中医学中均有所体现。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哲学应从医学开始，医学最终要归於哲学。因为生命和死亡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自然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生命科学的革命。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52

2.4 论儒释道生死观

作者：曲黎敏(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东方源远流长的“死生之学”令西方震惊。总体而言，在死亡的观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观的态度，如死亡是人生“黯淡的旅伴”（尼采），“死亡是人生计划和希望的总失败”（萨特），死亡是“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释放”，研究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相形之下，东方关于生命的理念则明显乐观，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则，对生与死有着大无畏的态度，甚至在中国，从来都不尝有过地狱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里有阎王或恶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娇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变形。释家更为博大精深，死亡之学更为圆融，甚至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学问，在那里，死亡也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具体的经验，是“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与圆成。
1．儒家生死观
对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为一种解脱，但人性的贪痴还要为灵魂找到一个归宿。“灵魂”两个字可以说是人类尊严与梦想的一种体现。它使人类有别于处于生物链上的可悲的动物，它使人类不再局限于四季与风花雪月的轮换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时空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伸展与延续，它关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饱含如此这般的焦渴。人们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肉身与灵魂，现世与来世，人们试图超越和战胜那个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优游于此岸，如同太阳每日照常升起，我们能够不断地逃脱、进入，而不是死亡那没有时间的永恒死寂。但这太难了，如果说这边温暖、明亮，那么另一边则是无穷的寒冷与黑暗，无法想像，死与生，由于它的不可重复性，而成为人类认识生命的盲点。一个秘密，无法言说，于是孔子这伟大的圣人便教我们将人生的重心放在此岸，强调生命的本质不在来世，而在现世，能够善始
善终，生命的价值感就在其中。“人死曰鬼”，“鬼，归也”。魂属阳，属气，归于天，魄属阴，属形，归于地，人的生命就这样化解。“魂魄不离形质，而非形质也，形质亡而魂魄存，是人所归也，故从鬼”。（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的生命本由天地和合而成，最终又归于天地本源。
“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礼记•祭法》）万物都在此规则中，但孔子并没有就此否定死亡于人生之意义。招魂与祭祀是人类的“尽爱之道”。人们扶柩而哭，披麻戴孝，袒衣散发，都是人类爱心及敬神的体现。他一方面教导人们厚葬尸体，让人的肉身在土地本源中得到深深的慰籍，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用思念和灵牌来保佑那逝去的灵魂归于正途，永远不要迷失于这来去之路。魂兮归来，永远不要忘了，你的生命曾在这里驻足。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活人与死人相安无事，彼此为对方在各自的世界里点亮了一盏互相安慰的灯……
2．道家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理性平实，道家及道教则将死死生生推衍得有声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场令人震惊、无法理喻的恶梦。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一个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就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登场。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这样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演化的回归。这比儒家的魂魄说更辽远，更空灵，生死齐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辩证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生之来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为人生问题的极限，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痛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究其深处我们还是感到其乐观的背后刮着对人生悲观、无奈的风。但后来的神仙境界就此产生，道教高人并没有停止在庄子相对论的玄谈上，而是开始了一切真正的、使历来生死观为之改观的对生命的实践工程，死亡成了生命流程上有待突破的一个关键点，而不再是生命的某种极限。“魂”与“魄”由含有“鬼”气的飘渺之物变为可有所作为的“形”
与“神”，由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精→精化形→形成人这个万物生成程式，推衍出一个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炼精化气、炼气合神、炼神还虚这样一个逆修返源之道，在洞府仙境之中，时空开始变得富于弹性，可以逆转或回流，金丹的光芒遮蔽了生死的界限，别处相逢,古人与今人可以在生命的真境中，在独特的气场中往复交流。
3．佛家生死观
公元前六世纪，印度一位得道的王子宣称：“我将在此世间的黑暗之中，打击永生之鼓”。
从那以后，人生不再是杂乱无章的阴影，因果学说将是说明今生及以后一切生中的普遍性原则，“轮回”一词美丽得令人晕眩，不死的灵魂可以迁往另一肉体不断再生，而“业”就是决定再生的出现和性质的法则，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可以转生的灵魂，除业以外，一无所有。生命告终之时，其行为的总和――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效果，并且决定另外一群“蕴”――一个再生者的性质。即每一个生命的性质及境遇都是今生或前世预先所作行为的结果，由此，在一切有机与无机世界中，没有单纯的、自我存在的、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一切都是合成的、相对的、暂时的，人的存在亦如是，虽有幼年、中年、老年这一相对稳定的流程，但死亡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存在的终点，如果不能证得涅槃，诸蕴仍能集合，死亡不过像割除野草，而草根依然存在，仍会重新生长。死亡对于已经证得涅槃的人固然无所轻重，但就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无法摆脱世间生命这无有终了之期的流浪生死，如何才能安然渡过肉体崩解时的可怖境相？如何才能把握死后的生命？以及在死亡的刹那与转生的时刻均表现清醒？最后如何求得生命的断灭，不再陷入轮回？关于这一切，佛陀给我们的，既有教导，又有体悟。当佛陀默察生死轮回之时，用关于苦、集、灭、道所谓“四圣谛”，有系统地讲述了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主要结论，第一谛为“苦”，生存包含有痛苦，而最令人痛苦的则是生命的无常。第二谛“集”为苦的根源，痛苦源于生命的贪欲、贪欲又由感受而生、感受因触觉而生，依次类推，便是“十二因缘法”，由此可知我们生到这世界中来，是由于我们前世的无明，以及我们临终时有再生的愿望，一切咎由自取。第三谛为“灭”，是十二因缘法的否定形式，“完全无贪欲，则无明灭，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第四谛为“道”，即是痛苦消灭的道路――“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唯一的解脱之道，是不朽的法则。生活能够终止痛苦的东西，不是现成潜伏在人性中的东西，而是经过有意努力而悟出来的，它的集合名词便是“般若”。如果说基督教的地狱意味着对人的罪恶的永远的惩罚，“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那么佛陀的教义便是给人以机会。这种机会必须与每个人的努力相关，你努力一丝，就得到一丝，悟到一点，生命就成功一点。如此解脱之人，自知生死已断。心灵与肉体却充满清净与安宁，往世与来生，便如一池净水，清澈透明。就这样，儒释道三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关于生与死的界定。无论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还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进；以及释家的根尘幻化，业不可逃，都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即便是现代的生物学也还无法肯定死亡究竟是一切生物不可逃避的命运，还是仅仅是一生之中规律性的、然而却可以避免的事件。但无论如何，此身难
得，真法难闻，只要我们珍爱此生，上下求索，即便生与死的阴影无处不在，人类也会有某种解脱。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53

2.5 五运六气与流行病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文化咨询中心研究员）
提要中西医对流行病的认识不同，导致了治疗方法的不同。中医对瘟疫的产生的认识也不同于西方医学单纯的病毒探讨，而是从生态大系统出发对疫病流行的时间、气象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黄帝内经》对癸未之纪灾异的认识将引发我们对中西医医理的深度思考。
关键字：五运六气流行病癸未年
非典并不单纯是一个医疗卫生事件，西医把它视做SARS病毒对人类的一次袭击，而一些固
守传统的中医则把它当作宇宙节律性周期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因此，对SARS的解读不仅引发我们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而且再度引发我们对中西医医理的深度思考。具体地说，西方医学对流行病的认识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它把研究物件进行分解、分析，然后寻找致病原和抗体，发明疫苗，这样做确实客观而有成效。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科学家骄傲地宣布："现在该是合上传染病书本的时候了。"可是到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近20年来，新出现的和卷土重来的传染病至少有30种，仅1995年，全世界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高达1700万人。而真正使我们民众亲历恐慌的则是先前的HIV，和现在的SARS。医学专家的恐慌则源于他们的对手微生物具有极强的进化优势。据称，发现青霉素仅一二年，第一批耐药生物便出现了。从那时起，西方医学就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医学专家不无忧虑地说："一旦所有的致病微生物对抗生素都产生了抗药性，我们将怎么办？……那将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场灾难。"无论如何，人类无法根绝病毒的存在，西方医学与病毒敌对的对抗态度，使他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役。
而中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始终谋求和探索与万事万物（包括西方所言的病毒）的共存
之道。它没有把目光聚焦在小小的必须用显微镜或更精密的仪器才能认知的所谓"病毒"上，而是更宏观地从生命和环境统一观、生命活动的动态观看待宇宙万物。
首先，在它的词汇里不强调对抗，而是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或者说自康复能力，让机体
自组织能力去杀敌。因为人从出生到死，一直是在各种各样数不清的细菌、病毒的包围中生活着，人并不是靠每天吃药杀死病毒细菌活下来的。而是人体自身有消灭入侵者的能力。如果感染上了病，一定是生理状况出了偏差，降低了消灭入侵者的能力。因此，对病原体的认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进行辨证论治。药物的作用只是助人体正气一臂之力,消灭病毒细菌等,是生理机能恢复正常后由人体自身机能自行进行的，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医没有细菌学却能治疗传染病的原因。科技部中医药战略地位课题组成员林中鹏教授对此通俗地解释说："人体基因有3亿多条，SARS病毒目前可知的只有上万个，这些基因自身产生的抗体，足可以摧毁病毒。"
其次，中医对瘟疫的产生的认识也不同于西方医学单纯的病毒探讨，而是从生态大系统出
发对疫病流行的时间、气象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在它看来，新兴病毒的出现是人类扰乱了病毒巢穴的结果。比如，艾滋病毒已存在了数百年，是人类社会环境的变化，才使得它得以猖獗。
三千年来，被医家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著一个令人惊奇的、神秘而复杂的理论－－五运六气学说。它是中医理论中最为玄妙的部分，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天文气象医学。它认为天文、地理、气象、节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规律，且会影响人体生命，造成疾病，并告诉医生如何认识、利用这些规律预防和治愈疾病。"五运六气的总思想是天气决定地气，天地合气又决定人的健康和疾病特征的决定思想"。[19]这是中医理论中最为玄妙的部分，许多研究者认为它是有关灾变的时空预测学，而这种关于灾变产生的时空预测学正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
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傅景华研究员认为"非典"属于中医的温疠范畴，与其他时令性疾病一样，"非典"是宇宙节律性周期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分析今年"非典"瘟疫的发生与发展时，他说："从运气上讲，2003年为中国农历癸未年，这一年五运所属为火运不及，上半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其中第二步气（从春分-清明-谷雨-立夏）为少阴君火主气，同时少阴君火为客气，大火当令，火气太过则瘟疫流行，南方气运早至，所以先时发病。到第三步气（从小满-小暑），也就是6～7月间，风热渐起，湿气大盛，此病会渐渐隐匿。"这段话完全是《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癸未之纪，太阴湿土司天……二之气，大火正，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无论远近都有此难）"一句的翻版，如今看来，它简直具有预言般的魔力。癸未之纪的易流行大疫的考据如下：六个60年前，1642年（壬午），"时疫盛行，道馑相籍。"（《伤暑全书》卷下附刻《疫证治案》），同年吴又可作《温疫论》，指出："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温疫论• 原病》）显然是有感而发。第二年，也就是1643年（癸未），"自二月至九月，京师大疫，传染甚剧"（《明史》卷二十八《五行志》）。60年后的1703年春天，"灵州、琼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巨野大疫，东昌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第二年（甲申），"春，南乐疫。河间、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荷泽疫。秋，章邱、东昌、清州大疫；福山大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潍县大疫"。（同上）。1763年（癸未），"嘉兴、湖州、松江、太仓、苏州诸州府，月内小儿，有口噤不乳，两腮肿硬，名谓螳螂子"（唐千顷《大生要旨》卷五）。第二年，"益都天花流行"。又60年1823年，"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同年白喉流行。奉天、直隶、江苏、河南、湖北水灾……看来，癸未之纪确实多灾多难。此次非典，当属火疫，为火克金，金虚而肺气不肃降，无力生肾水，水不上乘以制心火，水火不济，遂成火疫燎原之势，阴
津亏乏，而至危重。实际还不只这些，《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对癸未、癸丑岁进一步描述："上太阴土，中少徴火运，下太阳水，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雨化五，火化二，寒化一，正化度也。"即，这一年上半年为太阴湿土司天，下半年为太阳寒水在泉，中运为少徴火运，其灾祸发生在南方（灾九宫，九为南方之数）；洪水泛滥在中原（雨化五，五是中央之数）；酷热发生在西南、东南（火化二，二为西南之数）；石家庄以北以寒凉（寒化一，一为北方之数）。从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表明，今年是癸未之纪特征典型的一年，总体说来，今年年运主雨多、夏热、冬寒，易灾害流行。全年的疾病表现为寒湿，《黄帝内经素问》指出这一年的治疗原则当为：上半年用苦温之剂以化湿，用咸温之剂以化火，下半年用甘热之剂以化寒。食物的选择与药性相同。《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又说："天地叠移，三年化疫"，即五运六气是天地重叠移变，三年之内，与民为病。去岁壬午刚柔失守，故去年（壬午）、今年（癸未）、明年（甲申）均需注意提防。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天文气象医学。中医一直强调自然界的气化异常，会导致微生物间的生克规律的混乱，失去相对稳定性，最终导致瘟疫爆发流行。近代以来，多次世界流行性感冒的流行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关系已得到证实和解释，并为预测流感流行提供了参数，同时也为其他疾病流行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思路。1926年，L.Rogoer氏提出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1951年，郁维氏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L.Rogoer氏的观点。那之后，又有人研究，木运盛衰的年份，肝病流行，如丁卯年（1987）的上海甲肝流行；火运太过之年，呼吸系统疾病，肝病、痢疾的发病会相对增多。如1956年为农历丙申年，这一年气运为少阳相火司天，三之气的主气、客气也是少阳相火，引发了"乙型脑炎"流行，名医蒲辅周根据当年北京气候偏湿的特点，用白虎东加用祛湿之药，疗效达90%。四之气为阳明燥金，其病随之消退。总之，中国的"天人合一"之学相信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宇宙法则统一支配着天体的运行、季节的变化、人间事物及人体生命。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的现代医学，目前还难以全面评价并认识具有几千年历史渊源的中医文化。
但无论如何，近百年来中医面对西方医学的强大攻势一直处于衰落的低谷，因此，它以岁气、地气、邪气、正气的消长互动为原理的中医瘟疫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
当西方媒体预言引发"非典"的冠状病毒将伴随人类二十年时，大多数人对新兴病毒开始抱
有过度的恐怖感，并对人类的未来表示担忧。从长远看，疫苗是遏止流行病的唯一办法，但艾滋病毒发现以来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迄今仍未有疫苗可以帮助那些染病的人，找寻SARS的解药也许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在西医探寻病原并努力发明疫苗的同时，中医也在尽自己的职责，因此，任何偏见都不应取代人类对生命的热爱与执著。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54

2.6 瘟疫，中医的抗争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2003年春季爆发的非典是对人类医学的一场挑战。当西方医学面对来势迅猛的非典几近无策时，中医却现出其沉寂已久的力量。从历史上看，瘟疫折磨人类有多长，中医抗击瘟疫的历史就有多长。迄今为止，人类只消灭了"天花"一种传染病，但这一历程却与中医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医从不强调与病毒的对抗，而是谋求与它们的共存之道。"非典"时期的北京城，出现惊恐的北京人吃同一方药的景观。显然，在中国百姓心里，那些饱含四季之气的树叶和密林深处的植物根茎，此时此刻可能就是救命的济世良方。与此同时，一场中西医之间的竞赛也在悄然进行。广东，中国"非典"最早的重灾区。叶欣、邓秋云二位护士长同被非典感染，但她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叶欣坚持采用抗生素治疗，病情始终没有好转而殉职；而邓秋云因全部采用中医治疗，并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激素，从而获得康
复。治疗邓秋云的指导医生，邓铁涛教授坚信博大的中医里一定有对付非典的武器。"我们的治疗不在于与病毒对抗，而是注意驱邪和调护病人的正气。"他说，"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这位87岁高龄的中医元老认为西医过多地使用激素和抗生素来对抗"非典"，不但不能治病，反而会给患者留下后遗症。至4月14日，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一例死亡，绝大多数已痊愈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医护人员无一人受到感染。"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来广东进行非典实地考察的马奎尔博士说，他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成员中的一位。成员中的另一位詹姆斯博士则希望能把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给予推广："如果这种经验能上升至常规治疗层面，那对世界其他地方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中医对"非典"的疗效很快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中医药专业协会会长彭定伦医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一种解释："由于非典的疾病来源、即病原体以及传播方式我们都不很确定，而且目前西医的治疗都是针对一些症状的治疗，治愈多半靠人体自身康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医在非典治疗过程中可以占据主要地位，当然也需要西医的支援疗法。"然而多数西医专家并不认同这些中医草药，就像他们历来认为的那样，中医显然没有经过西医那样的严格科学检验。在北京，我们不仅看到了要比广东高得多的非典死亡率，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西医医生冲在一线，而中医的作用只体现在预防性的中药汤剂上。直到五月上旬，政府才开始明确提出："
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北京市政府随即作出反应，5月10日，北京开放了5所医院，鼓励中医介入一线治疗。政府的这种声音表明，在西医盛行的今天，政府希望能够在抗击"非典"这场瘟疫中给中医一个更好的位置和机会。因为如果疫苗、抗生素的开发赶不上病毒突变的速度，难道我们不可以在前人曾经开辟、熟悉的一个领域里去寻求一种现成的方法？几千年来，中国人抵抗瘟疫的历史，虽然悲壮，但却极大地促成了中医的进步；在这一历程中，瘟疫就像鞭策中医变革的一个幽灵事实上，中国人对瘟疫并不陌生。从《史记》起到明朝末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魏晋和明末曾出现两次人口曲线低谷，显然与疫病有关。《清史稿》更多达100多次。但令撰写《瘟疫与人》的麦克尼尔迷惑的是，清代高频率的瘟疫流行，中国的人口却出现激增，清朝中期突破一亿，末期达到三亿，而同时期的欧洲总人口才一亿五千万，而且是低度成长。这其中原因可能很多，但中医的贡献功不可没，尤其与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有关。正是在人痘术的启发下，西方医学开始利用疫苗对抗瘟疫。但在此之前，瘟疫始终是东西方医学史上最大的
难题。这道历史上不断变幻的难题，不仅促进了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而且也成就了几千年来历经风雨飘摇的中医。正是在无数次瘟疫流行的生死涅盘中，中医不断地走向辉煌。
东汉末年连年瘟疫，一场连绵不绝的的斑疹伤寒大流行，对当时的政局、文学、医学及宗
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元208年，雄心勃勃想统一中国的曹操，与孙、刘盟军对抗于湖北赤壁，因斑疹伤寒流行，曹操被迫引军北上，这次瘟疫出现的军事转机，是此后持续半个世纪三国鼎立局面的转捩点。9年后，斑疹伤寒再度在中原大流行，当时号称"建安七子"的中原文学巨匠，有五人丧于这次瘟疫，辉煌的建安文学从此凋零。当此民病困苦之际，道教产生并宣称可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一时间，从者甚众。张仲景（150－219年）一方面因家族中60%的人死于此症，一方面感慨于民众"钦望巫祝"的无奈之举，以瘟疫热病"伤于寒"为理论根基，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一改古代以巫术形式逐疫、驱疫的陋习，将流行病的治疗引上医药的正途。
道教医学的法术虽然不入正统医学主流，但"道医"－－作为宋代以前中国医坛上的主将，在流行病治疗学上却成就非凡。首先，他们独特的静心、守神养生学，为病者自体的元气恢复创造了条件。其次，葛洪在世界医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以狂犬脑治狂犬病的免疫疗法。道医孙思邈也曾带600余名麻风病人入山治疗，治愈者十分之一。并发明了用白皮粥（糠秕）治愈脚气病流行病的方法。而直到19世纪末才有荷兰医生艾克曼发现米糠可以治疗此病，20世纪西方才从米糠中提纯出维生素B1，成为脚气病的对症之药，一直沿用至今。
中医理论的另一次重要发展是由一场更为凶险的瘟疫引起。公元1232年春，蒙古军队撤离开封之围，开封城内迅速流行一种怪病，3个月中死亡人数超过90万。有幸逃过这次瘟疫的医生李杲写下了《脾胃论》，为当时中医学"金元四大家"重要理论之一。李杲认为，面对瘟疫，良好的抵抗力是首要的，而这个抵抗能力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属肾，后天为脾，但先天无法改变，只好求诸于后天的脾胃，因此善待消化系统即是抗病之道。这一看法，对今天治疗肠病毒，及流行性感冒仍具指导意义。据李杲对病症的描述，此病很可能是中世纪欧洲称之"黑死病"的鼠疫。这次瘟疫可能随后又被蒙古军队围攻卡法（Caffa）城时传播到了欧洲，并导致2000万欧洲人口的死亡。
明清时期的另一次瘟疫高峰又促进了中医的一次极大的发展。17世纪前半叶多种瘟疫席卷中国东部的几乎所有城市乡村，并在1640年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些瘟疫包括从国外传来的天花、鼠疫、霍乱、性病等，当时的情形是"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伴随气候恶化、严重饥荒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中原人口死亡率高达70%，其中1/3死于各种瘟疫。促使中医学从这些大瘟疫中惊醒过来的代表人物是吴又可，他在1642年的力作《瘟疫论》是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说："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戾气从口鼻而入，老少强弱触之皆病。在同一种"戾气"下，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从而悟出瘟疫的产生与特定物种的感受性有关，与气候、地理环境有关。比如这次非典，并不是所有有接触史的人都会得非典。据称，中国第一例非典患者黄杏初虽然使八名医护人员感染上非典，但守候在他身边的亲人无一例感染。
戾气作为致病物质的说法已接近现代医学的病毒说，因此常常有人替吴又可表示遗憾，认为如果他拥有了显微镜便会发现病毒的存在。但事实上，他的"戾气说"具有与病毒说完全不同的内涵。曾经无度肆虐到几乎人类每个民族的天花，被现代医学宣称已在自然界中消亡了。这个人类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最初成型于中西医早期的一次碰撞：中医人痘中的"以毒攻毒"思想与西方人的科学实验精神天花，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传染病。最早由患了天花的俘虏带入中国。十八世纪，欧洲人死于天花的人数达一亿五千万。中国人最早预防天花的方法，不是躲避天花，而是接种天花，让未曾发痘的小儿穿上天花患儿的内衣，或将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乾後吹到健康人的鼻孔中，从此就种上天花，不会再出现感染。这种人痘术发现之前，中国人天花的死亡率是90%，推广之后，死亡率降至1%。这种最早见于中国北宋时期的种痘记载，起初在民间秘密流传，十六世纪盛行于世。
西元十八世纪，我国的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当时英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夫人蒙塔古有感于自己的兄弟死于天花，和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决定给她的儿子接种人痘。1718年6月蒙塔古夫人返英后，又大力提倡种痘。从此，人痘接种术在英国流传起来。1796年人痘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来代替"人痘"，事实上，"牛痘"只是"人痘"的一次革新。1805年，牛痘返回到人痘的故乡中国，并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一历程显示了医学的跨文化沟通。1980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天花，建议全世界范围停止种痘。
今天，由当初牛痘发展起来的疫苗已成为现代医学对付各种瘟疫最有效的方法。西方医学对流行病的认识是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它把研究物件进行分解、分析，然后寻找致病原和抗体，作出疫苗。疫苗的出现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也给了人们从未有过的一种乐观信心。当天花从人类的视野中渐渐消失，人们认为这是西医的胜利。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医生斯图尔特骄傲地宣布："现在该是合上传染病书本的时候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找到一种病毒的疫苗是需要时间的。人类已经寻找了20年艾滋病的疫苗，至今仍无所获，找寻SARS的解药也许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而且，当变异性很强的流感病毒、流行病毒每年爆发时，疫苗方法多显无效。但中医治疗流行急症却屡显神威。1918年夏秋之交，廊房一带流行虎疫(即霍乱)，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当时流传一首民谣："今夕聚首言欢，明朝
人鬼各域。"孔子后裔一代名医孔伯华先生与当时的名医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组成临时防疫医疗队，奔赴廊房，免费为虎疫病者诊治施药。仅十几日的艰苦工作，局面便幡然改观。1956年，乙型脑炎在石家庄流行，中医运用张仲景白虎汤方，疗效非凡。第二年，北京继发乙脑，生搬硬套采用石家庄经验治疗，结果疗效很差。于是一片怀疑声起，认为中医"不科学"，只会治慢性病，而无法对付急性流行病。名医蒲辅周挺身而出，根据当年北京气候偏湿的特点，用白虎东加用祛湿之药，疗效达90%。
在东西方表现为饮食、服饰巨大差异的背后，是它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思想的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也反映到了中西方不同的医术之道：西医讲求对抗，中医谋求共处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近20年来，新出现的和卷土重来的传染病至少有30种，1995年全世界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高达1700万人。今天的SARS只是又为这个群体增加了一种而
已。医学专家的恐慌源于他们的对手微生物具有极强的进化优势。据称，发现青霉素仅一二年，第一批耐药生物便出现了。从那时起，西方医学就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届时我们将怎么办？"一些医学专家不无忧虑地说，"一旦所有的致病微生物对抗生素都产生了抗药性，那将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场灾难。"也许，人类无法根绝有害病毒的存在，西方医学与病毒之间敌对的对抗，使他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役。而中医学的独到之处则是它始终谋求与万物的共存之道。它没有把目光聚焦在小小的必须用显微镜或更精密的仪器才能认知的所谓"病毒"上，而是更宏观地从生命和环境统一观、生命活动的动态观看待宇宙万物。在它的词汇里不强调对抗，而是用药调整人体的自康复能力，让机体自组织能力去杀死敌人。因此，病原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对抗后的表征，从而进行辨证论治。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医没有细菌学却能治疗传染病的原因。"要知道，人体基因有3亿多条，SARS病毒目前可知只有上万个，这些基因自身产生的抗体，足可以摧毁病毒。"中医战略专家林中鹏教授说。而西药抗生素是将好坏细菌均杀掉，这样常常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对于流行病，中医始终强调"预防胜过医治"。它不同于西方医学单纯的病毒探讨，中医是从生态大系统出发对疫病流行的时间、气象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中医一直认为自然界的气化异常，会导致微生物间的生克规律的混乱，失去相对稳定性，最终导致瘟疫爆发流行。中医从最早的古医籍《黄帝内经》开始就把"不治已病治未病"视为医道的最高体现。并以其神秘而复杂的五运六气学说预测灾变和指导养生。它认为天文地理气运的反常会导致流行病的发生，所以人们养生也应发挥地理优势并结合天时来补偏救弊。如，火运太过之年，地处阴地的人应以室外活动以补阳；地处阳地的人当以室内摄生为主。反过来，寒水太过的年份，地处阴地的人应以室内活动以避寒；地处阳地的人当利用阴性年份，以室外运动来滋阴。这些理论从天地阴阳的角度，为后来中医的流行病预防与治疗指出了大方向。明言传染病预防的当首推晋人葛洪。不同于西方的洗手与隔离措施，他主张吃药以预防瘟疫。他为霍乱特备"理中丸"；为温毒发斑特配大黄、甘草等组成一方。由于瘟疫多发生在春冬之际，唐代大医孙思邈主张正月饮"屠苏酒"以辟春疫。岁旦饮屠苏酒"辟疫气，令人不染瘟病及伤寒，……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秋季则有端午节登高插茱萸，饮雄黄酒、门前挂艾叶等辟邪疫之俗，显示了古人对瘟疫流行的防范意识。而疫情的突发，在中医看来，往往与三个原因相关，一是气运的变化，即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与发病有关。二是戾气（致病物质）导致瘟疫流行；三是凶荒兵火，即社会因素与流行病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多次世界流行性感冒的流行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关系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为预测流感流行提供了参数，同时也为其他疾病流行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思路。1926年，西方人罗格尔提出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1951年，郁维氏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罗格尔的观点。那之后，又有人研究，木运盛衰的年份（农历的丁年、壬年），易肝病流行，如1987年（丁卯）的上海甲肝流行，新疆非甲非乙型肝炎流行；火运太过之年（丙年、癸年），呼吸系统疾病，肝病、痢疾的发病会相对增多，如1956年（丙寅）的乙型脑炎流行和今年的非典。"从运气上讲，2003年为中国农历癸未年，这一年年运属火，第二步气（从春分-清明-谷雨-立夏）时火气更盛，火气太过，肺金受邪，容易瘟疫流行。南方气运早至，所以先时发病。从小满（5月21日）时起，气运进入下一步，气候表现为湿热相争，雨水时降，此病会渐渐隐匿。北方气运晚至，尚可能迁延。"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傅景华研究员对今年的"非典"如此分析道。至于为什么青壮年为此次非典的易感人群，傅景华研究员解释说，"这是因为青壮年内部失和的生命状态与自然气运的变化，为病毒的繁衍发作创造了适宜的内外环境。"中医认为"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能避之"。近年来，青壮年工作生活压力很大，加上疲劳过度、饮食不节、起居不调，心火内炽、津液内耗，正属"不藏精"的群体，而迎合了"潘朵拉之盒"的开启。即便是同一致病物质，侵犯了不同的人，或者不同地区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后果。因为不同的人抵抗力不同，不同地区的气候等客观环境也不同，致病物质会产生变异。因此，美国中医药专业协会会长彭定伦医生称，"中医的优势在于根据同种病症的不同表现、针对病毒的变异灵活地开不同的药方施以治疗。"总之，中国的"天人合一"之学相信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宇宙法则统一支配着天体的运行、季节的变化、人间事物及人体生命。只有二三百年历史的现代医学，目前还难以全面评价并认识具有几千年历史渊源的中医文化。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古老的中医与年轻的西医都是我们人类航程上的守护神，在西医探寻病原并努力发明疫苗的同时，中医也在尽自己的所能。就在此文行将结束的时候，台湾的非典形势开始恶化。有位台湾学生打来电话说："我们这里已经全盘西化，中医根本无法起到作用。……"。其实，面对凶残的新旧"瘟神"的围攻，任何偏见都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与生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SARS危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同样，中医是中国的，它也属于世界。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55

2.7 试论三阴三阳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提要中医是三阴三阳学说的集大成者，本文探讨了三阴三阳的古天文学背景和医道内涵，指出三阴三阳是对阴阳的定位、定量、定性、定向标定，研究中医理论中的三阴三阳问题对重新认识中医理论框架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三阴三阳，中医，古天文
阴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已有诸多讨论，但大多集中在阴阳定性研究以及阴阳观的流变探讨。对中医的三阴三阳学说往往重视不够或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阴阳学说的发展史上，三阴三阳的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中国哲学范畴的重大发展，而且是阴阳学说当中一个质的改变。即从对阴阳的定性研究，转而为对阴阳双方的具体的定位、定量标定，而阴阳的由三到一、由一到三又指明了疾病的传变方向，由此三阴三阳本身就具有定位、定量、定性、定向四种含义。因此研究中医理论中的三阴三阳问题对重新认识中医理论框架有重要意义。
三阴三阳学说的天文学依据
1．阴阳观念与古代天文学
在中国古代，"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对远古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知识是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星占历算是把握和探索宇宙的知识，祭祀仪轨是整顿人间秩序之学，医疗方技是洞察人类自身生命的学问，其中天地人三才密切相关，息息相通，正是远古文明在大方向上给予我们把握与引导，才开始了东方文明游历几千年的伟大探险。
而中国的所谓"文明"也正是发源于"经天纬地"。天的现象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被忽略过，人们始终认识到一个事实：他的全部生活都依赖于某些普遍的宇宙状况。而"仰观天文"与"俯察地纪"则是古代思想家掌握世界、认识世界的两个重要手段。天文与地纪相互作用的顶点，则是后世医家提出的五运六气学说。五运六气学说是通过对地之五行与天之六气的相互作用来推演地对空间的普遍的气运法则，并由此扩大了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人在其中既是气运的观测者，又是整个事件的中心。无论如何，从远古到今朝，天文与地纪都有赖于实际观测与推导，据《汉书艺文志》考，"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羲和是古代专门负责观察天象以确定季节的天文官员。阴阳家学说强调的是以自然法则为基质，以人事法则为归宿。"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①其代表人物邹衍学说的要点则在于深观阴阳消息，即以阴阳二气的消长说明季节的变化。一旦我们强调阴阳学说的天文观测基础，阴阳概念便不再仅仅是纯观念性的东西，它可以量化为具体的数。其实，阴阳观的最初产生本是最量化的，它取决于太阳的照与不照，从半坡遗址看，那时的门都朝向西南，其实用目的则是光照与取暖，因为从日照角度讲，一日之内下午1-2时西南方的光照最强、热量最足。从这个意义上讲，"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素问• 天元纪大论》）正是对气的量化。在中国古代，阴阳之气的量化有两套系统，分别源于不同的天文宇宙观。一是《易》的四象：少阳（对应春季）、老阳（对应夏季）、少阴（对应秋季）、老阴（对应冬季）。此四象不涉及五行，纯粹以太阳的运动为准，"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②即冬至、夏至测准了，四时八节的次序就确立了。《系辞》强调以日月之义阐释阴阳，"一阴一阳之为道"实指二部分，一是太阳的周日运动，即以昼夜现象为主的阴阳变化；二是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即以寒暑现象为主的阴阳变化。《易传》关于宇宙结构的概念是盖天说，盖天说的要点见《周髀算经》，即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尊地卑"，（《易•系辞》）天动地静，其基础性资料则是"日照四旁各十六万七千里，人
所望见远近宜如日光所照"。（《周髀算经》）并以此资料计算昼夜长短的变化，计算太阳轨道的变易。如太阳运行到极北，则北方太阳当头，南方却处于夜半。因而昼夜之道反映了太阳的四方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天文学认为太阳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轨道上运行，而是每个月换一个轨道，共七条（七衡），因此每个月的昼夜长短都是有差异的，四季气温也随之不同，阴阳的差异便由此体现。所以，《系辞》云"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知，智慧也。少阳、老阳、少阴、老阴虽也是一种阴阳的量的分别，但不如《内经》三阴三阳理论细致完备。阴阳之气的量化的第二套系统则是医道的三阴三阳理论。医道的宇宙观是宣夜说，据《晋书•天文志》考，"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宣夜说的特点是天既不是一个蛋壳（浑天说），也不是圆盖（盖天说），而是没有质地的虚空，"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止皆须气焉"。③强调天体中的一切，无论存在与运行，都受制于大气。《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说："歧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凭乎'？歧伯曰：'大气举之也'"。正是宣夜说的体现，在宣夜说中的观测事实是：①"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②"摄提（木星）、填星（土星）皆东行"③"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等。④宣夜说强调天体中的一切包括存在与运行都受制于大气，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以用阴阳观点来推步的方法，《内经》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步并最终导致了五运六气学说。它将一年中变化的大气分为六步，在推步过程中对大气的阴阳和五行特性都作了其特有的处理。
医道的具体发挥：
1、医道的天地观
①天地有阴阳：医家的天不是张衡的蛋壳式的天，而是太虚，是阴阳未分的浑沌的天。"
七星纬虚"，⑤太阳与星辰作为有形之质，不是纯阳而是阳中有阴，，相对于太虚而言，天地同在太虚之中，都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五行为地之阴阳，如此天地之气方能交感运行，如果将天地阴阳绝对化，则是死阳死阴，既无生长壮老已，也不会有生长化收藏。
②天地之气的运化有迹可循：医家强调天地门户说，重共工撞不周山之神话，天倾西北，
地缺东南，形成天地之门户，春分奎壁两宿在戊方，司启，秋分角轸在已方、司闭。这是医家阴阳观的要点，"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⑥人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是气运的周期性变化，而历法周期正是天象运行的各种空间周流的时间描述。
③人作为在地上的观测者可以推演阴阳变化
古有九野五方说，五方为四方加中央，九野为八方加中央，中央为人，为观察者，医家重
视观察者，重视人的因素，即天地人合一，人的生命学也在对天地万物的模拟类比推演中发端与发展。如果说社会学家、哲学家强调的合一是精神气质方面的合一，是刚柔之道的合一，医家强调生命现象与天地合一则更为具体与量化，它关涉到季节、冷暖、时间、方位、人体、疾病及属性与势态等。
那么人们是怎样推演的呢？
2、三阴三阳考辩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
母"。八纪指天文历法的四立二分二至，五里指五理，五行之理，医家从八纪中看出冷暖燥湿等的变异，并由此直觉到太虚大气中阴阳有偏性，而对此阴阳之气比例不调的区分，则形成三阴三阳的观念，但为什么是三阴三阳，而不是二阴二阳，或六阴六阳呢？
①首先它有观测根据
在《汉书艺文志》中对中医学的定义是"方技者，皆生生之具"。即中医学是使生命长生的
工具，它的核心是人学而非单纯的医学，所以中医学的要点是天地对人的影响。将一年四季改分为六个阶段，将春夏秋冬更换为厥阴，少阴，少阳，太阴，阳明，太阳，表现气候的变迁似比分为四季更为细致，第一段厥阴是最寒冷而转为将暖的季节，这时阴气将尽，阳气正长。第二段少阴，虽然还有寒的余威，总的天气却温暖起来。第三段少阳，则是由暖变热的阶段。第四段太阴，正是酷暑蒸热，大雨盛行。第五段则由蒸热的暑季转为天高气清的干燥阶段，第六段则是天始寒转入寒冷的阶段。它强调的是太虚大气与地之五行之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此结果便是风火暑湿燥寒六气。《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五运六气的总思想是天气决定地气，天地合气又决定人的健康和疾病特征的决定思想"。⑦在五运六
气学说中，天之六气与地之五运之气的具体对应如下：
五运六气之序天之六气历经节气阴阳名称五运之气
第一步气风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厥阴风木
第二步气火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少阴君火
第三步气暑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少阳相火
第四步气湿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太阴湿土
第五步气燥秋分-寒露-霜降-立冬阳明燥金
第六步气寒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太阳寒水
五运六气学说以五行相生相克作为季节变化的内在机制，不仅定性而且定量地描述了一年
之内太虚大气对大地作用的运转，它是通过对太阳周年视运动过程的实际观测而形成的时空系统。
②和于数术
古人曰，"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如果将数术与算数的相比较，则可以得出结论，算术指
物质结构的空间形式及数量关系，而数术当指自然运动的时间方式及运动关系。在中国的数术中，1代表无限的时间与运动，如气。2代表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如阴阳，如果按照2进位制的序列运动，则世界是齐整的，有限、有序的，停滞的。而三元序列则不同，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代表着事物的无限变化性和可能性，三元是对二元的丰富与扩展，它使事物呈现丰富多彩的可能性，运动将无休止地进行。如果说易学以"二"为基数的阴阳范畴更适用于表现天道,那么中医学术以"三"为基数的阴阳范畴更适用于表现人道。由于易家采用盖天说，所以重天地，重乾坤两卦，而医家采用宣夜说，重地对空间气的运化的无限性，所以弃二而取三。"在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序列中，完全是按'二'的倍数递增的，与'三'没有什么关系（除去阴阳两仪的三次组合结构外），而三阴三阳序列则既有'二'的要素，又有'三'的要素。就描绘人体生命现象而言，三阴三阳比仅以'二'为要素的阴阳-四象-八卦序列更理想，三阴三阳范畴的提出，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定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⑧。用张其成先生的话说："'二'与'三'的真正意义并不体现在结构分类学上，而是凸现在思维模型层面"。⑨
③开阖枢是和谐的自组织行为
在《素问•阴阳离合论》中，岐伯曰："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
为阖，少阴为枢"。所谓开，当指释放与吸收。阖，有关闭、和合之意，应指储存能量。枢，指开合之间的一种变频与转换能力，所以开阖枢是一种高度有序的、合谐的自组织行为。那么根据《素问•血气形志篇》："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再根据《素问•阴阳离合论》："阴阳，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而为相成"之意，当是一个人形的立体图，图如下：
太阴太阳居最外最里，其功能在于释放或吸收。从经脉言，太阳膀胱小肠主释放，太阴脾
肺有吸收之功。阳明少阴当为合，主储藏能量，阳明藏无形之能量，少阴藏有形之能量。大肠与胃都去渣滓而储精华，心肾为人体之动能。少阳厥阴当为枢，主变频与转换。少阳主将无形转换成有形，厥阴主将有形转换成无形。
这里面稍有混乱矛盾之处，似乎与前文不符，但按照天之六气的排序，三阴指厥阴，少阴，
太阴。在《素问•阴阳类论》中黄帝曰："三阳为父，二阳为卫，一阳为纪。三阴为母，二阴为雌，一阴为独使"。张介宾、马莳等均指出"一阴"当指厥阴。张介宾："一阴，足厥阴肝经也"。杨上善："一阴，厥阴也"。王冰："一阴，谓心主之脉"。马莳："一阴者厥阴也，厥阴为里之游部，将军谋虑，所以为独使也"。由此，厥阴应与少阳同为枢，少阳为纪、为游部；厥阴为独使、为朔晦，可变来变去，主转变，难窥其行止。少阴当与阳明为合，阳明象战士一样卫外，少阴象少女（雌）一样内守。
至此，三阴三阳的一些问题与要点已叙述清楚。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医的理论问题比技术
问题要重要的多，中西医的差异性是质的不同，所以不能类比，而中医与中国古代文化及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关系要远远地比中西医的关系密切。二千年形成的中医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它有着至简的原则和丰富的内涵，简单地描述天人合一，强调它巫术般的感应，不只是对古人的曲解与小觑，而且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而对西方亦步亦趋则意味着堕落，和对我们远古历史的背叛。所以我们必须精审地反复发掘历史，才能领悟古代医道宏伟的目标和远大的志向，才能以独立的姿态保持与世界的对话。《美国物理学杂志》曾言，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的探索目标。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问题正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显出其特异性和无可比拟的一种优势，而所有这些特点在中医学中均有所体现。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自然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生命科学的革命。[参考文献]
①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天人之辨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思想界探
讨的要点。先秦哲学家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和"天人相胜"等观点。
②《汉书•魏相传》
③《晋书•天文志》
④同上。
⑤《素问•五运行大论》
⑥《素问•玉版论》
⑦《周易》对中医思想理论的三次影响，孟庆云著《国际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第284页。
⑧《东方生命花园》，张其成著，中国书店，1999年，51页。
⑨《东方生命花___________园》，张其成著，中国书店，1999年，38页。

延章 · 发表于 2010-7-25 15:56

2.8从“左肝右肺”看中医文化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中医学，古代称之为医道，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一个“道”字，这个“道”，不仅仅是理性、规律或原则，它更关系到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资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因此，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就可以得到这个“道”，更密切地，它关系到我们对自身生命的感悟与认识。正因为如此，古代圣贤强调“以医入道”，在求道的过程中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原则，认为认识生命本身与认识宇宙同样宝贵，甚至是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认识来源。这才是学习中医一定要懂得传统文化，一定要参悟中华之“道”的根本所在。总之，道以医显，即医道是中国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对习医者而言，从医入道又是一条必不可少的捷径。
如何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中医之道呢？就让我们从中医区别于西医最明显的一种说法－－“左肝右肺”说起吧。中医有一个说法始终让西医无法认同，西医讲解剖，明明肝在右，肺在上，凭什么你说“左肝右肺”？而中国人恰恰认为这是中医文化的精华。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所以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所以多用具体概念，指出事物本质“是”什么。因此，理解中医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要想说明“左肝右肺”，就得先说清楚“东西南北”，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称事物为“东
西”，为什么买东西不叫做买南北？原来，中国人以“取象比类”的原则认为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木金为可盛之物，故可买卖输转，水火则难以盛受。由此，我们也可理解中国人骂人说“不是个东西”无非是说此人如水火般无情无义。对“东西南北”的另一个比方就是东方为青龙，西方为白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玄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青色为春天之象，龙虽是假想出来的事物，但有角有须，威力无边，代表生发之象；白虎吞噬万物，故代表肃杀、收敛之象；南方朱雀绚丽光明，为输布之象；北方玄武为蛇缠龟象，代表收藏。对应到人体上就是－－左为肝，为东，为阳，主生发，生发什么呢？生发北方肾所藏的精；右为肺，为西，为阴，主肃降、收敛，收敛什么呢？收敛由春天生发、长夏（脾胃运化）生长的精华。因此，古人并非不知“肺为华盖”，肝在右的解剖位置，而其“左肝右肺”之说是坚持其功能性配属，重点强调五脏之气的运动属性，而非实体脏器。即肝虽在右，但主血为阴，其气向左（阴气左行，当升）；肺虽在上，但主气为阳，其气向右（阳气右行，当降）。又，左肝属东方，为震卦象，阴中有真阳，故肝木主动，主生发；右肺属西方，为兑卦象，阳中有真阴，故肺金主静（古代战场鸣金则止，也是取其静意），主收敛。又，左青龙，右白虎，故中国古代文官尚左，武官尚右；北京城也是东有崇文门，西有宣武门；对医家而言，青龙、白虎喻肝肺二经得病，不易调伏。对养生家而言，肝木之气如龙，易变动飞扬；肺金之气如虎，不易均衡节制。故降龙伏虎，入静最难。
综上所述，懂得了中国文化就可以懂得中医，懂得了古代帝王为什么封禅东岳泰山，就懂得了肝于人体之意义；就懂得了春夏秋冬养生之意义；就懂得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的道理。不仅中国古代医学的“藏器”说就远比西方的“器官”说更符合造化的意志和人性，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犀利也更为圆融。
1.1.10 中医与算命
作者：曲黎敏(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中医不算命，但中医有望诊，有五运六气，好的中医一看你就可以知道你有什么病，危险
不危险，你有了病自然精力不够，运气也好不到哪去，所以说中医也能算命。在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就是“扁鹊入虢之诊”了，本来大家都以为虢太子已死，就要装殓了，可扁鹊一来，就问了一句“他是几点死的呀”，别人说“鸡鸣的时候”，扁鹊就算定虢太子没死，为什么呢？因为扁鹊掌握了人体气血与时间关系的秘密，鸡鸣时分正是人体气血阴阳交争的时候，虢太子只是得了阳气衰微，不得生发，阴气劲急的危证，因此只要调动出他的阳气就可以了，所以他首先针刺虢太子的“百会穴”，这是人体阳气会聚的第一要穴，然后又从人体少阳入手，热敷虢太子的两胁……就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中医“起死回生”的故事引发了后世无数大师的无限景仰！
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在感慨扁鹊神奇的同时，也有神算流传于坊间。张仲景曾遇到“建安七子”中少年得志的才子王粲，望诊而知其有病，开一方嘱其服，而王粲正值春风得意，讨厌别人说自己有病，拒绝服药，于是张仲景悲悯地断言：二十年后王粲会落眉，眉毛脱落半年后死亡……
当一切都不幸而言中后，我们的理性真的感到极大的惑乱，我们古代这些伟大的医生似乎已经超越了现代科技的极限，他们的透视力量的非凡也超越了我们认识的范畴，他们，是神吗？！
其实，这一切并没有偏离所谓严谨的医道，一切都有迹可寻。在第一个故事里，扁鹊是勘
破“阴阳”的高手，而张仲景更有“六经”的辨证为其底蕴。中医的“望诊”本身就有很神奇的地方，无论是你走路的样子，还是你说话的声音、你身体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暴露出你五脏（藏）之气的运动或淤阻，没有什么能逃过扁鹊华佗们的眼睛，“望而知之谓之神。”这就是中医之道。它需要你启动你全部的灵能，需要你用你的心去看、去悟。这种中医之道是玄妙的，但它蕴涵着某种生命的真理。因为在中医学看来，躯体不是毫无意义、被动的行尸走肉，它富于智慧而且是一个与外界进行资讯、能量自由交换的开放巨系统。比如说，当看到一个病人口唇出现黧黑，中医就可以判断为此人脾气衰败，胃阴已竭，预后不良。因为中医认为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从口唇的变化可以发现脾胃的许多问题。此外，从面色上看，胃病是“颜黑”,即额颅发黑，且循行部位有黑斑，重则“口歪唇胗”；心手少阴之脉“系目系”，病则眼睛发直,不灵活；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病则“目黄泪出”，属阳气收敛不足；肾足少阴之脉病色为“面如漆柴”；胆足少阳之脉病色为“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肝足厥阴之脉病色为“面尘脱色”，为血虚不能上荣之象……其实这些能力是每个熟读中医经典的人所应该必备的基本素养，只是“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置经典于不顾，才“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也。”
中医在最早时有“方技”之称，从事“方技”的人叫“方士”，他们不仅对医学精通，还要精通天文、历谱、五行、杂占、风水等，因此，大医孙思邈说：欲为大医，须妙解阴阳、禄命、相法、周易……也就是说，中医应该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占卜星象无所不晓，这实际是对中医医生的文化素质的高标准、严要求。作为时间－方位医学，中医以独特的五运六气学说来说明自然界天时气候变化对人体生命的影响。五运就是用木、火、土、金、水五行各配以天干，来推算每年的岁运。六气就是指风、热、火、湿、燥、寒六种气各配以地支，来推算每年的岁气。
古人认为一个医生如果不知道年运和岁气，就不能作一个医生，如果懂得了“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就可以海阔天空，治病如神。首先他要知道这一年的年运，就能推算出这一年的疾病发生的基本情况。比如200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每逢甲年、己年，均为土运，甲为阳土，所以但逢六甲年（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为土运太过，土运太过，则水湿流行，水湿流行之年，比如1954年（甲午）的石家庄就多水灾，且乙脑流行。而每逢六己年（己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是土运不及之年，木克土，则风气大行，易发生筋骨强直、肌肉痉挛等症，如1979年（己未）我国某些地区就发生了脑膜炎颈项强直、四肢痉挛等症。年运确定以后，就要根据地支定出年气，这一年的地支为申，申为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一个土运太过，一个相火司天，一个风木在泉，这就是这一年气宜的大致情况。相火司天，风火上煽，容易为灾。火气向上走，就会头痛、呼吸系统病，如肺痨等症增多；火气郁阻于血脉，则为疮疡，恶性肿瘤、眼病、耳疾病人会比较多……风木在泉，风胜而肝自病，会出现一些两胁里急和心痛，木克土，人的脾胃之土也会受邪……这是疾病在这一年中的大致趋势。而这一年出生的人也会显现这一年年运的特征，这就有点像算命了，这一年出生的人生理命象上有土、火、风象，从这些象中不仅可以推算五脏六腑的强弱趋势，还可以推算性格，当然，更细致的变化还要参考运气的主客加临。总之，中医的灵魂是出神入化，中医的操作规范是随机应变，不懂得以物喻学和取象比类的方法则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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